2009年，一只名叫“小小”的黑色小老鼠轰动了世界，它来自大名鼎鼎的诱导多能干细胞。作为世界上第一只非胚胎细胞来源的健康动物，“小小”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十大医学突破、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以及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在生物学家眼中，这只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动物接过了克隆羊“多莉”点燃的火炬，是名副其实的“传奇的延续”。

延续传奇的人名叫周琪，现任国科大副校长,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2015年12月，他凭借在干细胞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几张幻灯片把他引向动物学

周琪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对他来说，母校送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科研兴趣”。

在周琪的脑海中，一直深深地烙着几张简朴的幻灯片，上面是翻拍自教科书的黑白照片:科学家用一缕初生婴儿的头发在一颗受精卵上打了一个结，形成一个中间被束的哑铃型细胞，哑铃的两头之间，细胞质保持联通，但细胞核却无法交换。

这是发育生物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结果是，有细胞核的一边长成了完整的动物个体，没有细胞核的部分则无法发育。

课堂上，老师向学生提问：“从这个实验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答案一目了然：细胞核是决定胚胎发育的核心。但就是这个简单却精巧的实验，将科研的种子埋在了周琪心里。

周琪就读的是国内第一个生物工程专业,当时这个专业又分为动物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三个方向。在那个单克隆抗体方兴未艾的年代，以“生物导弹”为代表的微生物学有着压倒性的吸引力。因此，该专业首批学生中有80%都选择了微生物专业，而那个胚胎发育实验却吸引着周琪走向了动物克隆研究。

超然的父母，淘气的学生

周琪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小时候，家家都不富裕，但是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书。”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代，周琪如是说。

儿时的周琪，既好学又淘气。他既会沉浸在书海之中，但又会想方设法逃避繁重的课业任务，不写作业；还经常趁着父亲午休的时候从家里偷跑出去玩。他回忆道：“实际那时父亲就是在假寐，无言地纵容孩子做自己开心做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能感受到父亲站在窗子后面，满怀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像一只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大自然中。”

“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是教育我怎么热爱国家，怎么尊重师长，怎么做一个有礼貌、有品位的人。至于我的学习成绩好不好，他们好像并不特别在意。”周琪说。

父母独特的教育理念影响了周琪对待学习的态度。周琪从来都是很好的学生，两次跳级，但一直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个。因为在他眼里，分数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学习的意义远在成绩之外。

周琪相信，在他父母的教育方法中，隐含着一份独特的智慧。他说:“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完成一件事，而这恰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

不重产出重想法的导师

作为一位导师，周琪非常看重对学生的培养。在周琪的学生中，已有3人博士毕业就直接被聘任为知名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和课题组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科研圈，这是令人惊叹的事情。但周琪认为，学生们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有产出，而是因为有想法。”

2003年到2007年，是周琪入职动物所的第一个5年。在这期间，他的实验室几乎没有任何成果产出。而那时，正是国内科研评价体系最看重论文的时候，每一个影响因子都能转化为丰厚的绩效奖励。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琪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他却执意规定所有的学生在进入实验室的前半年不许参与任何课题，只能做两件事：研读经典书籍和文献，练好实验技术。因为他坚持“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技能，就不能开始做项目，即使做出来了结果也不可信”。

在周琪的实验室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课题，哪怕在他看来是死路一条，也会足额支持，给学生尝试的机会。“每个人的科研之路都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人年轻的时候撞一撞墙，代价很低，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周琪说。

近年来，尽管很忙，周琪还是利用一切机会给青年学子开讲座、作报告，通过自己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科研思路的产生过程。周琪习惯于每次讲座前，认真准备一个全新的PPT。“我不会拿着一个报告去给不同的受众讲，因为每次都要考虑主题和受众的针对性。”他说，“这是对他人负责。”

一天只睡3个半小时

尽管周琪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有一次却不无遗憾地说：“我的学生很多都很聪慧，但大多数都没有我勤奋。”在他看来，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有很多必备的成功素质，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勤奋。

周琪平均每天只睡3个半小时。在此前的很多年里，他每天夜里11点才开始吃晚餐。这么晚能吃什么呢？街边的羊肉串摊成了他最常光顾的地方。

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周琪跟美国的同行开了一场电话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2点多。即便如此，他当天仍然早早来到单位。熹微的晨光穿过研究所的玻璃墙壁，空荡荡的走廊里只有他和打扫卫生的阿姨。

由于把全部时间都扑在工作上，忽视健康几乎已成常态。在与周琪交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桌边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里面竟然全是泡面盒子。

尽管不提倡别人学习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周琪还是强调，生物学研究是一条需要投入很多、付出很多的路，如果没有强烈的兴趣和坚定的信念，很难坚持得下去。

1篇就是1篇，值！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周琪非常自豪的一点在于：他发表的论文总是很“饱满”，有时一篇文章中的数据量就顶得上多篇类似的论文。

“这是很值得的。”他说，“我们拿出来的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推敲。”

每个熟悉周琪的人都知道，他有过不少次跟“好”论文擦肩而过的经历。

十几年前，周琪的课题组在没有经过细胞核移植的情况下，仅通过简单的提取物处理体细胞，得到了一种在形态上与干细胞非常相似的细胞系，而且这个细胞系还能一直传到100多代。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项很新颖的工作，但周琪却决定不发表这一结果，因为，在干细胞的定义中有一条“金标准”：能够通过嵌合体或者四倍体补偿得到后代。这个细胞系做不到，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干细胞。

在最需要科研成果支撑实验室生存的时候，科研工作者的严谨让周琪放弃了这篇论文。对这一点，他从未后悔过，因为“发表一篇论文很容易，要抹掉它就不可能了。不管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误，都会是科研生涯中不可磨灭的污点” 。

破釜沉舟，凤凰涅槃

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周琪收到不少“粉丝”的来信。其中一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名学生写道：“周老师，我研究了你的所有经历，您每次的转身都是破釜沉舟式的，不惜丢掉自己当时最好的工作。”

多年前，周琪放弃了自己驾轻就熟的细胞核移植领域，致力于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全新挑战。因为他看到了干细胞在人类医疗健康领域的巨大前景。

在跨入干细胞研究领域以后，周琪一直坚持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道路。除了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创建的“北京干细胞库”，在没有论文产出的情况下坚持了近10年时间，终于获得了经过官方检验的中国首批“临床级胚胎干细胞系”等重要的细胞资源。近期，这些干细胞系已经投入了多种疾病的临床研究工作。

“在科研的道路上，抛弃旧世界和开创新世界一样重要。”周琪说。在随时准备着开启一个新方向的同时，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告别那些已倾注多年心血，却终将落后于时代的工作。

“这个过程必然会伴随着阵痛，但我不会留恋，不会心疼。”他说，“对待科研要讲理性，不要讲感情。要始终让自己的工作瞄准国家最需要的方向。”

记者手记：急不来的不要急

如果把周琪的科研产出履历排在一条时间轴上，你会发现，这不是一条均匀前进的道路。数十年里，有时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也有时寂寞得近乎尴尬。

周琪自己并不避讳那些“歉收”的时光。他在讲座中，也常常给学生们讲述那段坐“学术冷板凳”的日子。好在，每一次经历过沉寂、怀疑后，他总能拿出一鸣惊人的成果。

实验不一定总能拿到阳性数据；科学研究不一定总能收获期待的成果。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在人人争相发论文、攒点数的大环境下，反倒成了最易忽视的真相。

周琪的经历告诉我们，急不来的不要急。科学研究需要热情投入的求索，也需要冷静隐忍的等待。不是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得到回报，不是每一次结果都必定见诸报端。重要的是，每一篇发表的论文，每一个公布的数据，都是无愧于心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