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从何而来？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比如水利社会假说就认为，由于存在对修建水利设施 进行组织和管理的需求，不直接参与食物生产的统治阶级得以出现。而霍布斯、康德等哲学家认为，国家是因为社会契约的普及而逐渐出现的。再比如奥尔森提出的“匪帮”理论认为，早期的无政府状态下 暴力团体对其他人常常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但随着可以抢劫的地盘被各大匪帮逐渐瓜分，势力范围逐渐确定，粗放的抢劫明显不可持续。 抢劫这项事业还是得精耕细作，于是就有那么一些匪帮头子开始在自己地盘定期收取数额固定的保护费。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恶斗，又不至于杀鸡取卵，搞得以后没得饭吃。于是，通过垄断暴力来收税的统治者便诞生了。

第一个假说 随着现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逐渐有些站不住脚。

而第二个假说我们则永远无法去验证，上古时代的人如何缔结契约 ，我们无从得知。Alvin Toffler有言 知识、暴力和财富乃权力的三大来源。第三个假说既过于夸大暴力的作用，忽视了权力的其他来源。

也没有解释这些暴力团伙中的统治者，用于支配他人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国家是特定区域内对暴力实现了合法垄断的政治实体。按照等量代换的思路，我们与其直接回答国家是如何产生的，不如看看韦伯笔下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的统治者是如何产生的。

与19世纪才普遍出现的民族国家不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很多早期国家都具有一批承担军事义务的贵族。作为其统治集团的核心、民族国家通过外表特征，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认同，来划定共同体的边界 ，确定谁是“自己人” ，谁又是那个“他者”。民族国家的内部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在外部性的互动中产生的，而早期国家更多则是“对内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往往通过制度被有意维持，以至于人类学中有一种“外来者称王”的朴素认知。

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外来者”又常常会模糊自己的真实起源，强调自己和被征服者的同源性，回溯性重构自己的家族谱系。除了希腊，罗马那种产生了公民政治的“异类”，可以说这些“外来者”本身就是很多早期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我打算从另一个视角，带大家探索一下国家诞生的一种可能。

相比于抽象枯燥的理论，人们往往更擅长从直观感性的故事中理解过往的历史。为了方便理解本期主题，我们先把时间线从文明肇始的远古时代拉回到相对晚近的时期。

1368年，随着元帝国的崩溃，蒙元政权放弃大都，北遁蒙古。此时的北元政权不仅要面临南方明帝国的军事威胁，还要承受西方瓦剌部带来的压力。重压之下，支持北元的蒙古科尔沁部无奈东迁。这时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被明帝国驱逐的蒙古人会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两个世纪之后将再次压倒自己。

科尔沁蒙古人的东迁首先波及了黑龙江河下游的女真人群，也就是所谓的扈伦四部，他们又被称作海西女真。海西女真在压力之下沿小兴安岭与外兴安岭通道不断南移，而他们的迁徙又压缩了建州女真的生存空间。就这样，建州女真成为了族群迁移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断向明帝国辽东一带聚集。

不同于后来对女真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此时的明帝国还是非常开放大度的，对女真人总体上采取招抚并用的策略。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早在14世纪末，还没当上皇帝的朱棣就不断在建州女真和蒙古人中收揽佣兵。这些战斗力强悍蛮族附庸，也成为了他日后能在靖难之役中和南京朝廷叫板的本钱。这些附庸中最典型的就是担任建州卫 军民指挥使的女真首领阿哈出。除此之外 另一位深受朱棣器重的女真首领便是猛哥帖木儿，他便是后来努尔哈赤名义上的六世祖。

这时候女真人过着“捕鱼资生”的生活，但渔猎显然是养不活多少人的。面对辽东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不少女真人迫于生计只得向明朝“乞粮”。明帝国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往往会对这些困于生计的建州女真发放补贴。并试图教会他们农业技术，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在我们提起东北，都知道物产丰饶的东三省是我国的粮仓。但四百年前，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的。如今良田千里的三江平原在当时还是一片沼泽。而且东北亚地区变化无常的气候 也导致物候知识的总结十分困难，没有一两个世纪扎实的经验积累，普遍的农业生产根本无从谈起。就这样，女真人时常捕鱼，打猎，种地。生活虽远算不上富裕，但也能勉强为生如果食物不够吃，也可以在明朝边境长官那拿点低保。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变化1406年，为了筹备对蒙古的军事行动明帝国在辽东设置了开原马市，采购马匹，用食盐、粮食和布匹和女真人进行贸易。除了马匹之外，贸易的商品还有关外的皮草，人参，木耳，蜂蜜，松榛，东珠，蘑菇。其中皮草和人参是大宗商品。关内的铁器，绢缎，和牲畜则源源不断运往关外进行交换。贸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女真人“节晚失农”所导致的缺粮问题。聪明的女真人立马发现与其徒劳地在关外艰难垦殖，不如靠山吃山，直接用自己高附加值的土特产去交换关内的农业剩余，轻松不少的同时还能获得远高于过去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而明代后期大运河一线发达的商品经济又使得明帝国对关外的土特产产生了空前旺盛的需求。这一点在明朝人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就有体现：“西门大官人走哪都得穿个貂 往来送礼都少不了关外特产。”好比今天的阔少出门要开玛莎拉蒂。

通过贸易能获得以前多得多的农业剩余和手工业产品，最显而易见的后果便是关外女真各部人口暴增。相应地，明帝国对女真人的政策也出现了变化，开始从中前期的安抚并用，转变为更加保守的防御政策。1481年，辽东的东部边墙全部竣工便是标志。为了继续对愈发壮大的女真部落维持羁縻统治 ，明帝国的边境政策也越来越依赖贸易，通过经济赎买来换取对方的忠诚。此举导致了四个后果：

其一，关内农业帝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旺盛的购买力，严重扭曲了女真社会的经济结构，进山打猎获取一些皮草，挖点人参，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不事农桑 倾落采参”成为了女真社会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女真人依靠对关内输出土特产维持高质量生活而抛弃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其他生计。如果哪天没有买卖可做，立马就会莫得饭吃。

其二，自万历年间明朝在抚顺增设马市过后 “貂皮自开元东北数千里而远江上之夷，贩之东北天山间”。扩大的贸易正在以无法逆转的方式导致关外女真人口的增殖和聚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个不稳定的正反馈过程。贸易越是发达，女真人口就越是膨胀。人口膨胀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贸易。迟早有一天，人口暴涨的女真人对关内农业剩余的需求会超出明帝国对剩余物资的生产能力。

其三，双方在生产技术、军事技术和组织技术上的落差在长期的接触中被逐渐拉平。明帝国不再对女真人保有“降维打击”的能力。

其四，也是最要命的一点。迅速扩大的贸易永久性地改变了女真人的社会结构处在“入贡必由之路”上的某些首领通过对商道的垄断，将财富再分配的权力转化为了政治权力，逐渐成为在整个女真社会中都具备动员能力的强力人物过往分散的小部落 如今就像是正在结晶的水滴逐渐凝聚在这些“凝结核”周围。《明实录》中记载，女真首领速黑忒 “人马强盛 诸部畏之”。明帝国则从边境安全和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对某些强权人物进行特别授权。通过给与特殊的贸易地位和政治地位，挑选听话的代理。以免在自己力所不及的边缘之地出现失控局面。但孔子有云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一旦获得特别授权，这些女真社会中强权人物的社会权力将会愈加膨胀。进一步将额外获得的政治权力变现为财富再分配的权力。等速黑忒的孙子，王台掌权的时候，哈达部已有“控弦之夷万余人”的强大实力。明帝国面对失控的局面，开始武力介入，剪除强藩。通过定期洗牌，更换代理的手段维持原有的羁縻统治。

正如罗马人对哥特人做的那样，王台死后，哈达部出现内乱。李成梁借机讨伐哈达部首领阿台。行动中，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爸爸身为王台部下惨遭误杀。后来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委屈地说道，我一家历来都是良民，结果莫名其妙被你图图了。这也是后来努尔哈赤讨伐明朝的借口。不过更换代理的方式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努尔哈赤当了新的代理人之后，借助贸易获得的财富，实力迅速壮大，多次重创哈达部和叶赫部，大有一统女真各部之势。于是明帝国不得不以武力威胁的方式，打断这一进程，进而加剧了明帝国和努尔哈赤之间的矛盾。剪除老代理人，扶持新代理人的结果，往往如同用抗生素培养出了耐药性更强的超级细菌。不过从努尔哈赤的表现来看，他和明帝国的决裂其实另有原因。首先要肯定一点 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只要能维持贸易关系，他甚至愿意向女真人的宿敌朝鲜提出朝贡的请求。但凡你愿意和我做买卖，怎么都行。那么努尔哈赤为何最终选择和明帝国翻脸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此时的女真人生计已经严重依赖和明帝国的贸易。女真人对关内农业剩余的需求，也将在某个时间点超出明帝国剩余物资的产出能力。何况自17世纪开始北半球进入了小冰期，万历46年连广东都在下雪。明帝国境内出现了大规模饥荒，典型的“地主家没余粮”。 况且努尔哈赤在控制了女真各部，彻底将人参出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过后，双方在人参和皮草的定价权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恰巧，明代的中医理论认为人参大补狂补各种补。努尔哈赤也是吃准了对方有求于己的心态，采取囤积居奇限制出口的办法，企图用更高的价格维护自身的利益。双方的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此后的贸易战中 辽东经略熊廷弼关停了辽东马市。然而此时的女真人种地是不可能种地的，渔猎又养不活几个人，只有靠做买卖才能维持生活这样子。如果明朝不恢复通商，整个女真社会陷入全面经济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由于长期不能出货，努尔哈赤手上十余万斤人参烂在了仓库里。政治上的决裂背后往往是经济上的分歧，但以明帝国定向培养起来的女真强人显然是不会坐着等死的。武力破局成为了努尔哈赤的必然选择。最终的结果便是《七大恨》下 中国古代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如果我们对上述故事进行抽象，忽略明帝国和女真人身上的文化属性单看其经济形态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模型。两类人群因为在生计类型上存在差别，会出现常态化的经济互动。比如作为农业文明的明帝国和原本以渔猎为生的女真人，因为对彼此的物质产出存在需求，产生了贸易。这种基于生计类型差异而出现的经济互动则对其中一方，产生了改变其社会组织结构的决定性影响。

贸易中获得的农业剩余首先导致了非农业人群人口的暴涨，为后来非农业人群实力的壮大做好了铺垫，这是量变。其次，非农业人群中的某些部族恰好位于物质交换的通道位置，其首领从而控制了两类社会的贸易通道，垄断了财富之流，掌握了财富再分配的权力进而将原本分散的非农业人群组织和动员了起来，这是质变。等非农业人群的首领积累了一定的权威，掌握了足够的动员能力，农业社会则倾向于和非农业社会中实力强劲且听话的首领结盟，刈除规模较小的竞争者以稳定边境。获得特别授权的非农业人群首领，则进一步掌握了垄断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终有一日，农业社会亲自培养起的非农业人群的领袖将拥有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超过两类社会任何个体的地位，他将最终越过社会差异的边界，以压倒性的经济和政治优势成为两类人群共同的统治者，人类学中“外来者称王”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朴素认知，国家便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