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就在质疑和诽谤声中艰难成长。国外学者、观察家、智库等都有从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审视“一带一路”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似乎被利用而凝练成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中国中心论”等质疑声此起彼伏,“排外小圈子”、“背不起的包袱”等唱衰声源源不断……
在此背景下,为了破解国际舆论的重重困局,我们更需对“一带一路”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分析“一带一路”如何能打破如今全球化的僵局,并探索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涌现的当今,举起“包容性全球化”的旗帜,带领人类度过全球化的“冰期”?
一、什么是“一带一路”——世人皆醉我独醒
简单来说,“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就是指,在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一)新殖民主义?朝贡复辟?
从背景和目标上来看,“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国际区域合作模式[2],而不是新殖民主义下的明清朝贡体系的复辟企图,更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国家对亚非拉资源掠夺的原版复刻!
(二)意识形态输出?中国中心论?
从文化本质上来看,“一带一路”并不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而是借用“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进而建设一个我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3]。因此,“一带一路”是新发展理论的选择,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助推器,而不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更不是一家独大的一言堂!
(三)外交结盟?
从经济、安全、人文等维度上看,有学者从“古今传承”、“内外开放”、“海陆统筹”、“东西互济”、“虚实结合”、“中外共赢”等维度分析[4],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必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对外科技人文交流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5]。虽然经济发展、社会团结、人文交流并不一定需要依靠国家结盟而开展,但“不结盟”也并不意味着不合作、不团结、不交流、不发展!
(四)封闭的小圈子?
“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多重空间性和跨尺度特点的非封闭空间[2]。虽然,依据古丝绸之路的大致范围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同学者对其研究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范围有着以国家或板块为单位的界定[6-8],且目前重点合作区域仍集中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但“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均可参与其中。因此,它是融“点对点”、“点对线”、“点对面”、“带与路”、“圈与线”等多空间层次的多元复合体[9],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和绝对的边界,更难以在地图上准确表达其空间范围[2]。
二、世界为什么要需要“一带一路”——传统经济全球化的体制漏洞和危机隐患
(一)经济全球化简史
随着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国际粮食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发生,传统全球化暴露了越来越多的机制体制上的严重漏洞和危机隐患。而要想解决这些漏洞和隐患,则必须对世界近现代史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有所了解。
表1 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历程
阶段 | 时期 | 主要表现 | 主要特征 |
第一次 高潮 | 18C末至 19C中期 | l 殖民下的贸易扩张 l 发达工业国以武力强迫殖民地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其变成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l 形成“核心-边缘”的国际分工 | l 建立在殖民主义上的不平等“自由贸易” |
第二次 高潮 | 19C下半叶 至20C初 | l 技术使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下降,并催生垄断资本主义,进而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 | l 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 l 仍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 |
第三次 高潮 | “二战”后 | l 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及其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 | l “核心-边缘”模式仍然发挥作用,不平等的分工未能改变 l 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 l 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资本外流动力小 l 受“冷战”格局的影响,经济全球扩张中贸易的成分远大于资本扩张,未形成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 |
第四次 高潮 | 20世纪70年代以来 | l 西方采取新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干预,国企私有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l 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进步、新自由主义思潮 | l 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 l 生产方式从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柔性生产的后福特主义 l 供应链拉长,分工愈发专业化 |
来源:基于[10]整理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波助澜下,英法等欧洲列强主导下的殖民体系逐步建立。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工业国以武力强迫殖民地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其变成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是的没错,近代史的中国“深受其害”——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无不以抢占中国资源和分割中国市场为其根本的经济动力。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是建立在殖民主义上的不平等“自由贸易”。
来源:《那年那兔那些事》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迎来了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交通、能源、通讯等的技术进步使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下降,并催生了以专利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而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使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
第三次全球化高潮发生于“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并形成了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但由于“冷战”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资本扩张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为解决“滞涨”问题而采取新自由主义以来,资本的空间扩张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为了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大的利润空间以及缓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日本、德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以及部分拉美国家转移;与此同时,生产方式也从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转向零部件“外包”、柔性生产的后福特主义——各国不需要生产完整产品后再将其出口贸易,而是可根据比较优势生产其中的“零部件”,出口后再集中组装,这也使得产品的供应链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分工愈发专业化。其次,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技术进步和交通发展通过降低上述产业跨国转移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转移”。而为了使国家干预和管制这“最后一道阀门”松懈,西方新自由主义许诺生产、资本等要素将会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因此自由贸易最终可以让各国实现均衡发展。
然而当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全球化的时候,这种许诺却从未真正发生——要素所谓的“自由流动”从来都不是按人的意志所转移,而是在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下“有序流动”,并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产业价值链的方式以供应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而让下层主体承担主要风险代价。
(二)新自由主义下经济全球化的“鸿门宴”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一定的体制漏洞和危机隐患,其割韭菜式的“鸿门宴”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打开冰箱——张机设阱
首先,经济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形成了一定的全球生产网络——每个国家生产网络中需要其生产的产品,而当某个国家的产业体系不能满足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需求,其就会被全球金融资本逐渐抛弃,这就给全球资本和地域国家之间埋下了矛盾的隐患。
而当国际产品的议价权和资金链都被国际金融资本捏在手里时,国家地区的产业资本则显得十分脆弱。例如,在拉美国家听信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当跨国公司收购某经济作物时,需要外汇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整合其要素以生产该经济作物,否则跨国资本便会寻找其他比较优势国家进行交易;长此以往,拉美国家则不得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生产其要求的产品。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在粮食作物生产方面又往往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和补贴等的“降维打击”,而当其粮食作物破产后,由于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拉美国家便向国际金融资本“出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了最求利益最大化,国际资本利用“购买”的土地和劳动力继续更大规模地生产经济作物,拉美国家便将这些本国消化不了的经济作物继续拿去换取外汇,再由外汇换取发达国家的粮食作物,最终拉美国家以“粮食他给”的代价以勉强获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参与,而其他产业也可以以类似的情况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容易给其未来产业升级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冰箱——请君入瓮
其次,当全球生产网络在跨国资本的作用下全面铺开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会逐步牢牢嵌入其中的价值链而动弹不得,而上述隐患将被组装成全球性的“炸药”。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现行体制下,根据前文所述,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对发展中国家“降维打击”,并通过新自由主义贪婪地掠夺其资源和劳动力,进而长期盘踞价值链的两端,通过控制产业链上下游而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利润,而全球化的风险和代价往往由位于“微笑曲线”谷底的欠发达国家所承担,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等。
例如,当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泛滥时,私有化使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均集中在跨国资本手中——农民要想扩大农业生产必须找跨国资本借农业信贷,并用信贷交易跨国资本手中的农机设备和种子化肥等,而生产完成后则又需要借助跨国资本的生产车间对农产品加工;而根据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会使产业链底端的国家具有被迫生产经济作物的倾向,但这些经济作物的出口则又必须经过跨国资本的销售渠道。由此可见,当裁判、球员、主办、委员会、仲裁都是跨国资本的人时,位于“微笑曲线”底端的国家怎么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掌握主动权?被全球生产网络限定于某几类固定经济作物的国家,其固化的产业链的升级又谈何容易?
第三步,关上冰箱——瓮中捉鳖
最后,当跨国金融资本攫取利益的本性点燃“炸药”引信时,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即将爆发。
继续例如,当全球资本深深嵌入第三世界国家并牢牢掌握农业生产链时,垄断资本为何还要将粮食价格卖得那么便宜呢?当国际粮食价格上升时,第三世界国家“粮食他给”的隐患便会集中爆发——他们没能“将饭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得不向跨国公司购买高昂的粮食作物;当他们从“微笑曲线”低谷中赚取的外汇难以支付口粮时,便出现了粮食产量破纪录的同时饥荒人口也同样破纪录的资本主义式“灰色幽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同样告诉着我们,果腹问题极其容易转化成社会问题。于是,各种反政府势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趁虚而入,由此形成了“由贫困导致动荡,动荡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
新自由主义基石上的经济全球化相较于之前的全球化有着无可比拟的经济好处,但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倡导的“自由”是资本世界的“自由”,而广大人民则成了资本的“奴仆”。正如罗翔教授所言,自由如果不加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新自由主义说服了第三世界国家放弃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使约束资本的“最后一道免疫系统”失灵,使该国的生产要素赤裸裸地暴露在了贪婪的资本面前,最后在这场“鸿门宴”中不得不面临牺牲人民甚至是几代人的利益和福祉的代价。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本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自身资本的空间扩张而设计的机制,其他国家自然难以获得其承诺的全部好处而只能被迫为其“买单”。倘若这套国际贸易体系不加以切实的改革,则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真正的保证!因此,新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提出以改革现行的全球化则显得迫在眉睫!
而在此危急关头,“一带一路”自然当仁不让地接下了“全球化”的大旗!
三、“一带一路”如何破局?——包容性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实践中逐渐发现了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弊端,部分国家进一步采取了极端的政策措施,甚至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闭关主义等的再次抬头,经济全球化也在其“而立之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么“一带一路”是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局的呢?其“破局”路径可以简要概括为:
“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
“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三个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一)思想上的“破局”——和平、合作、发展、共赢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美好图景往往存在于数据模型之中,而现实中诸如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却是模型中难以表达和计量的。如若按数学公式强行推广这一道路,那么传统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的反抗,毕竟“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而作为包容性全球化的关键一招,“一带一路”的理念并不是否定全球生产网络本身,而是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每个国家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将没有政府监督的市场自由化作为加入全球化的“门票”。只有大家在发展观念上“开放包容”,才更有利于在更广泛深入的平台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交流,才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以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新思维(即包容性全球化),摆脱了新自由主义“排除异己”的思想桎梏。
(二)行动上的“破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思想上的解放必将带来行动上的解放。在“一带一路”的“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理念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会对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并利用中国先进的基建和科技来建设“一带一路”成员国,真正在政策、设施、贸易、金融、民心上实现互融互通。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分投资类、基建类、科技类公司
图源:绝命老铁,一带一路为何被误解?剖析一带一路的三大高明之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K411T7JE/?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0,2020-9-21
首先,“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多层次政府间的宏观政策沟通,有利于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并协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例如,相比于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的主张,“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政策的对接,可形成1+1>2的局面——在各国各级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政治沟通”下,“欧亚经济联盟”可为亚欧国家发展提供金融和贸易平台,而“一带一路”则可借助该平台为欧亚国家提供投资和基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更如,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应重视政府政策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
其次,“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资本往往对诸如铁路、港口等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设施“敬而远之”,而我国则根据肯尼亚的需求,建设了“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大大缩短了两地间的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效率,并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未来甚至可连接东非其他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非洲战略支点,为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提供经验和示范。
第三,“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截至2018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共建82个境外合作园区,上缴东道国税费20多亿美元,带动当地就业近30万人[11],创造了更便利生活条件、更良好营商环境、更多样发展机遇。而在被金融资本忽略和抛弃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是传统全球化所无法带来的。
第四,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面临着自身发展的困境,而当其需要借助外界力量打破发展的瓶颈时,却发现难以获得以美国为首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支持,即使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支持,也往往会被迫签订罔顾国情的私有化条约而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割韭菜。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出现,则可成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救命稻草”。同时,“一带一路”可直接用人民币结算的“资金融通”也可通过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石油美元通货膨胀给各国带来的信誉危机和经济压力。
图源:《国家破产日》电影截图
最后,“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中华民族曾被列强联手欺负,悲壮的近代史成为每位国人前行的源源动力,更是时刻警醒国人切勿恃强凌弱的鸣鸣警钟。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面对矛盾时“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面对他国内政“不干涉”,面对危机时刻“以人为中心”。在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引领下的包容性全球化,具有传统经济全球化所不具备的优势——面对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可合作多赢,而不是搞颜色革命和意识形态输出,不是打着人权旗帜却维护自身利益,更不是将某国利益凌驾于全人类之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无法忘却与传统全球化博弈时留下的伤疤,但他们不会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因此,相比于传统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将会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心所向。
(三)目标上的“破局”——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目标的升华将改变影响的轨迹。传统经济全球化往往以资本盈利为其最终目的,但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包容性全球化却致力于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当人类处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时,则不再是金融资本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攫取利益的“零和游戏”,而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进的“共赢多赢”。当人类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时,则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而可期望步入公平包容的高级文明。当人类处于同一个“责任共同体”中时,没有人可以再找借口推卸责任,没有人可以再为自己造成的“负外部性”而让别人买单……
小结
中国4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辉煌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经济全球化具有自身的体制漏洞和危机隐患,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环境、生态、社会等问题,但仍不能用包容性全球化彻底否定传统全球化,更不可用传统全球化完全代替包容性全球化——首先,应该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积极合作寻求解决办法;其次,我国之所以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将基础性作用的市场力量与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因此,我国应用自己的发展经验去引领经济全球化机制的改革,而“一带一路”正在成为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我国发展到特定阶段以及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在当前全球形势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历史呼唤。
如今,在“政策沟通”上,我国已和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03份指导性合作文件,且在诸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合青岛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上系统阐释了“一带一路”的中国主张,得到广泛的赞誉和认可,并与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进行对接,形成了更广阔的自由贸易区。在“设施联通”方面,我国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密切联系,海运互联互通指数、货物总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中欧专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3000列(至2018年数据),通达欧洲15个国家、49个城市;中老、中泰、匈赛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与“一带一路”62个国家签订政府间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与45个国家实现直航,航空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在“贸易畅通”上,已在24个沿线国家建设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收超20亿美元,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同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积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600亿美元。在“资金融通”方面,亚投行成员增至103个,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2017年中国再次增资1000亿人民币,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800亿美元。在“民心相通上,仅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之间游客往来3400万人次,2017年中国赴参与国的留学人数为6.61万,并有64个沿线国家的20多万留学生在华学习……
如今的 “一带一路”不再是西方媒体口中的“背不起的包袱”,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世界在也不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方夜谭,在贸易战中受损的国家和地区更透彻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漏洞与危机……未来,“一带一路”必将成为进一步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伟大旗帜!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R].北京:外交出版社.
[2]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38-544.
[3]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30-34.
[4]陈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J].中国发展观察,2015(1):53-55.
[5]孙志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三重内涵[N].中国经济时报,2014-08-11(006).
[6]郑智,刘卫东,宋周莺,叶尔肯·吾扎提,梁宜.“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J].地理科学进展,2019,38(7):951-962.
[7]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98-605.
[8]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2017.“一带一路”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9]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30-59+156-157.
[10]刘卫东.“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04):331-339.
[11]王毅. 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ER/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5/c40531-31063358.html,2020-9-21
推荐参考科普视频
[1]吟游诗人基德. 中美贸易战:三大矛盾,这是你课本没讲过的全球化秩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h411d7Kg,2020-9-21
[2]吟游诗人基德. 2020年粮食产量破纪录,为何饥荒人口也同步破纪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i4y1M7TS/?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_series, 2020-9-21
[3]绝命老铁. 一带一路为何被误解?剖析一带一路的三大高明之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K411T7JE/?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0, 202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