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农药是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统计，全球每年因病虫害导致的粮食产量损失约为20%至35%，若不使用农药，病虫害和杂草可导致粮食减产超过50%。然而，农药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残留问题。农药残留作为全球食品安全领域的重点关注议题，一直是我们努力攻克的难题。农药使用不当可能危及生命健康、生态安全，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早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作者卡森就已提出农药监管的重要性，引发了全球对化学农药生态影响的广泛关注。我国“十四五”农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完善的农药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加强风险评估能力建设，为农业安全使用和居民健康提供科学支撑，这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内容。

我国现阶段农药产业的基本情况是从业人员约100万人，其中经营人员约63万人，农药经营门店约32.5万个。高毒农药定点经营门店约1.3万个。截至去年底，我国农药有效登记成分达747个，登记产品数量已达47124个，产品年增长率约为4.38%。2023年我国农药总产量为228万吨，国内使用量约24万吨，出口量达206万吨，占总产量的90%，出口额达159亿美元。我国自2015年起实施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计划。经过近十年努力，农药使用量下降17%，农药利用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高毒、剧毒农药占比在2020年已降至不足1%，仅涉及10个品种。截至2024年9月，其中4个品种已被全面禁用，包括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和灭线磷。目前仍在用的高毒农药将逐步退出市场，如磷化铝仅用于仓储害虫防治，氯化苦仅用于土壤熏蒸。目前，我国已禁止使用的农药包括六六六、滴滴涕等共56种，限制使用的有12种。接下来，我将围绕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结合我们团队的研究工作，通过典型案例概述当前的研究进展。

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遵循基于风险的食品安全管理原则，开展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首先需明确农药残留物的定义，不仅包括农药母体，还包括其主要代谢物、转化产物、中间体及对映异构体等。需明确这些化合物在农产品和环境中的残留行为特征，即残留化学评估，并评价其毒理学意义，包括急慢性毒性及暴露量，最后结合我国居民膳食消费数据，评估长期和短期膳食风险，从而制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配套检测方法及相关技术规范。这是我国现阶段农药残留标准制定的主要方式，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些环节涉及分析方法学、残留化学、毒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首先，我们研发出快速、高灵敏的检测技术，用于追踪农产品或环境中微量农药残留。将化学计量学模型融入大型分析设备中，如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和高分辨质谱等，明确不同固定相、流动相等参数对目标化合物分离、保留和响应的影响，确定各参数间的交互效应及显著影响因子。通过该技术，开发出涵盖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80余种农药的残留分析方法，实现了定性与定量单残留分析在3至5分钟内完成，多残留分析在10～15分钟内完成。此外，通过样品前处理技术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分析效率。将改性合成多壁碳纳米材料与智能化色谱-质谱方法结合，所开发出的方法灵敏度较传统方法提高了5至10倍，分析时间缩短至1/3至1/5。相关研究成果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在分析化学领域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将该检测方法应用于农药实际使用场景中。我国农药使用场景复杂，农药种类繁多，作物类型多样，施药方式和栽培模式多元，气候条件各异，这些因素均直接影响农药残留行为特征。以枸杞为例，作为药用植物中农药登记种类较多的作物，我们在全国市场抽检中发现，国际登记农药达144种，登记产品230个。抽检样品中检出61种农药，其中杀虫剂47种、杀菌剂13种、除草剂1种。需要说明的是，检出并不等同于超标。在检出农药中，杀菌剂和杀虫剂残留水平显著高于除草剂，其中苯醚甲环唑检出浓度最高，达1.282 mg/kg，其次为丁硫克百威，超过1 mg/kg，这些结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点关注方向。我们还追踪了枸杞芽茶和乳制品原浆中的农药残留动态，明确了不同栽培模式下农药残留行为差异。发现温室环境显著延长了乙霉威的降解半衰期，其光降解速率降低，残留浓度升高，这与温室内密闭高湿环境密切相关。不同施药方式下，农药残留行为也存在显著差异。以新烟碱类农药呋虫胺为例，茎叶喷施模式下其浓度随时间逐步下降，而灌根模式下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且灌根模式下的半衰期显著长于茎叶喷施，主要与农药进入植物体内的途径不同有关。在不同组织部位和细胞化学环境下，农药残留及代谢产物也存在显著差异。以芹菜为例，研究发现农药在叶片中的原始沉积量和残留浓度均显著高于茎和根。根部靶标农药可通过蒸腾作用转运至叶片，加之叶片在施药时承载更多药液，导致其残留浓度较高。我们还探究了同一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残留行为变化。以大蒜为例，从蒜苗到蒜苔再到蒜头，蒜苗中的残留水平显著高于蒜苔和蒜头，成熟期也呈现相同规律。此外，我们研究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以大蒜为例，温水清洗5分钟可有效去除除草剂扑草净达71%，添加5%醋酸后，部分除草剂去除率可达90%以上。同时，需警惕糖蒜腌制过程中腌制液浓度回升导致的残留浓度变化。因此，在残留行为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初级产品，还重点关注加工农产品，希望通过明确我国主产区、主要栽培模式、主流农药品种及施药方式等条件下农药的吸收、分布、代谢、降解及残留行为特征，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风险评估。

在明确残留行为特征后，进一步解析其暴露风险。目前，我国农药残留风险评估主要基于国家估计每日摄入量（NEDI）方法，该方法输出结果为点估计值，因此也称为点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蒙特卡罗模拟方法，重构了风险评估模型，为大规模农药风险评估提供了新思路，并被广泛引用。我们进一步解析了农药残留的毒代动力学差异及分子机制，明确了新烟碱类农药主要通过干扰磷酸化途径影响脂肪细胞分化、蛋白质氧化等，进而影响糖类和脂质代谢，增加心血管风险。我国农药中超过40%为手性农药，手性农药具有一对或多对对应异构体。将研究深入至手性化学层面，通过体外毒性测试和活性综合评价，发现新烟碱类农药中的呋虫胺，其左旋对应体是导致蜂群崩溃综合征的主要成分。同时，解析出其选择性靶点为乙酰胆碱受体的α8亚基。研究表明，使用呋虫胺的右旋对应体可在有效防控害虫的同时降低生态风险；采用高效低毒的对应体替代混旋体，还可实现农药的简化应用。在研究过程中，系统整合分析方法学、毒理学和残留化学等研究成果，将其紧密融入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过程中。截至目前，我们主持制定出32种农药在51类农产品中的96项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已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体系；同时主持修订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系列标准中的十个部分，纳入国家推荐性标准。这些标准已成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重要配套法规。我们还承担了WTO农药技术贸易措施的官方评议工作，提出的国际农药限量调整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为推动农药残留标准国际化、维护我国国际权益提供了技术支撑。

农药残留标准如同一杆秤，指导我们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同时控制农药残留风险。通过科学评估残留风险制定限量标准，指导科学合理用药，确保农药对人体健康无害。当前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和两个版本：国家标准GB 2763-2021和GB 2763.1-2022。这两版本是公众最直接接触的形式，涵盖限量指标、检测方法和配套规程。两版本共规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0379项，配套检测方法231项，技术规程6项。主版本GB 2763-2021规定了564种农药在376种农产品中的10092项最大残留限量，配套检测方法194项。该版本首次实现残留限量标准突破1万项。增补版本于2022年11月由三部委联合发布，规定了24-滴和氰草津等112种农药的290项残留限量标准，配套检测方法37项，于2023年5月实施，作为2021版的配套版本使用。

检测方法标准也在不断整合。自2015年农业农村部提出检测方法清理整合以来，陆续将农业、商检、环保等领域的相关标准统一整合为GB 23200系列。2016年首次转化106项，2018年新制定8项，截至目前已发布该系列检测方法标准120项。其中，GB 23200.113（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和GB 23200.121（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应用最广，可同时检测200至300种农药残留，实现了高通量快速检测。我国还首次制定了配套指南和技术规范6项，用于指导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风险评估及毒理学评价等。

今年协同主管部门对两大版本进行集成升级，即将发布GB 2763-2025版。新版本将涵盖586种农药的10822项残留限量标准。近五年限量标准数量增加443项，虽增幅不大，但特点显著：一是药用植物占比明显增加，响应国家药食同源政策推进；二是临时限量比例急剧下降，得益于配套检测方法的加强研发；三是重点关注易超标农药的限量制定，如“三棵菜”（芹菜、韭菜、豇豆），不仅制定单一农药限量，还制定组限量，以约束多品种残留；四是加强特色小宗作物（如荔枝、香蕉、芒果）残留限量制定，解决无标可依问题。我国还加强了农药代谢产物研究，提升残留物定义的准确性。以草甘膦为例，国际上其残留物定义主要依据母体，而我国研究发现，草甘膦在不同作物中的代谢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如在植物源性食品中，除玉米和鲜食玉米外，主要代谢物为母体草甘膦；而在玉米和鲜食玉米中，除母体外，还包括其主要代谢物氨甲基膦酸。因此，在制定玉米中草甘膦限量时，需同步考虑母体及主要代谢物。2025版标准还对膳食群组进行了调整，新增11种食品名称，修订2种食品名称和1种食品结构。回顾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发展历程，最早的残留标准为2003年制定的茶叶相关行业标准NY 660。此前多为单一作物的限量标准。直至2012年，我国首次将分散的13项限量标准整合发布，统一命名为GB 2763。2019年，GB 2763的限量数量首次超过国际食品法典标准，2021版已达其2倍。与“十三五”前相比，农药数量翻倍，限量指标项目翻三倍。

总体来看，我国限量标准体系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005年为探索奠基阶段；2006年至2012年为法制转型阶段；2013年至2020年为快速拓展阶段；2020年至今为高质量引领阶段。限量数量现已达1.08万项；技术规范从无到有；检测方法从繁琐到快捷、与国际接轨；国际合作从单向转为双向。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已达到98.3%，食品安全指数相比十年前提升了12个百分点。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药残留行为的多样化趋势，以及对农药产业风险管控提出的更精细化需求。

1）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覆盖面上，我国目前虽已制定约1.08万项限量标准，但与欧盟的约20万项、日本的6.5万项、美国的超5万项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需要加快针对我国新创制农药（如纳米农药等）的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工作。

2）要推动新农药施药方式的标准化转型。例如，无人机施药等非常规方式下的农药残留行为特征尚不明确，需加强相关研究，推动其残留限量标准及制定指南的落地。

3）在日常监测中我们发现，部分已禁限用农药（尤其是一些持久性农药）在环境与农产品中仍有检出，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定其再残留限量标准。

4）我国作物种类繁多、品种复杂，针对每一种作物单独制定限量标准难度较大，可考虑制定“组限量”标准，以提高效率。同时，应加强动物源性食品（如肉、蛋、奶）的残留限量标准制定，这是未来重点突破的方向之一。

5）要加强对杂粮、香辛料（如葱、姜、蒜等）以及加工农产品（如茶叶、果蔬汁、果脯等）的残留限量标准补充完善。

在配套检测方法方面，也需同步推进：要实现从单残留分析向多残留集成分析的过渡，从植物源性食品向动物源性食品延伸。不仅要发展色谱-质谱联用、高分辨质谱等先进技术，也要优化传统色谱方法，以适应基层检测机构设备条件，确保检测工作有效推进。

在风险评估技术方面，目前我国模型仍相对单一，结果偏保守，主要关注慢性膳食风险，而对急性风险、多农药联合暴露风险的评估仍有待加强。相关数据库、模型及专业软件的开发也需同步推进。此外，我国居民膳食消费基础数据也亟待更新。目前农药风险评估中使用的部分人群膳食消费量、体重等数据仍沿用较早年份（如2002—2003年）的资料，而营养领域已于2022年发布新版数据，农药研究领域应尽快跟进更新，以提升评估准确性。

最后，我们不仅要完善国家标准，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农药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中国产品“走出去”。同时，基于居民膳食多元化趋势，也需制定进口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此外，应加强农药残留标准的科普宣传，引导公众科学认识农药，指导使用者正确选择和规范使用农药。还需建立农药残留标准的动态跟踪评价机制。随着新农药和施药方式的变化，残留标准也需相应调整，通过持续修订与完善，不断提升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适应性与先进性。

尽管豇豆只是一种特色蔬菜，但关注度高，从2022年开始，我们到海南驻点，在豇豆生产一线，围绕产业问题和技术瓶颈，开展技术攻关和试验示范与农民培训。接下来我将以豇豆为案例，具体分享如何通过植保技术支撑病虫害防控、降低农药残留，同时汇报豇豆质量安全保障路径。今天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汇报。

1、豇豆产业重要性与种植现状

豇豆是南方居民餐桌上常见的特色蔬菜，尤其在南方地区备受青睐。它适合温带、热带、亚热带地区种植，耐热耐湿的特性让其在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福建等南方省份广泛种植，成为冬春季豇豆主产区的核心作物，既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也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从种植面积看，2021年全国豇豆种植面积约803万亩，但受农药残留监管高压、病虫害防控难导致农户收益下降等影响，据估计，2025年实际种植面积不到600万亩，主产区集中在南方五省。对海南农户而言，豇豆更是“钱袋子”：他们大多只擅长种植豇豆，冬季一亩地能挣3万元左右，十亩地年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这几乎是全家一年的生计。

2、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

2012年至2023年这11年间，我国豇豆农药合格率长期低于30%，最低时仅32%，显著拉低了全国蔬菜农药合格水平。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和生活品质的关注度提升，这一问题引起各级部门的重视：2023年，中央九部门联合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将豇豆列为重点治理品种；2024年1月，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明确将豇豆与水产品的药物残留突出问题防控治理纳入重点工作，足见其重要性。

从2022开始，我们将科研的主战场转到海南，在部、院、所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中国农科院南繁院，开展豇豆重大害虫的发生规律、灾变机理和绿色防控技术研究。豇豆主要面临10种病害、9种虫害，其中豆大蓟马、斑潜蝇、枯萎病、根腐病是最核心的治理对象，尤其是豆大蓟马，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顽疾”。

3、豇豆核心病虫害特点与防控难点

主要病虫害危害特征。（1）虫害：以蓟马为核心，隐蔽性强、危害重，豇豆上最顽固的害虫是豆大蓟马，其次是斑潜蝇、豇豆荚螟等。豆大蓟马：成虫产卵于豇豆组织内，孵化后的若虫呈红色，主要危害花和嫩荚，且会躲进豇豆花内取食，豇豆花有三层结构，第三层为“口袋状”且永不打开，蓟马藏于其中，农药难以渗透，这是防控的核心瓶颈；其他虫害：斑潜蝇的典型危害是在叶片上形成“鬼画符”状虫道，其幼虫潜入叶片啃食叶肉，形成弯曲虫道；豇豆荚螟蛀食嫩荚，导致豆荚腐烂，进一步降低商品率。（2）病害：枯萎病、根腐病：因南方冬季多雨、连作种植普遍，病菌通过水体传播并在土壤中累积，导致植株根系腐烂、整株枯萎。（3）蓟马防控的核心难点：自2010年起，蓟马已逐渐上升为豇豆主要害虫，其防控难的关键原因包括：隐蔽性强：躲进闭合的豇豆花内，常规喷雾无法触达；抗药性极强：2014—2024年监测显示，蓟马对多种化学农药产生高抗性，2024年海南三亚崖州区数据更严峻：豆大蓟马对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的抗性达240.39倍，对100克/升溴虫氟苯双酰胺悬浮剂的抗性达446.79倍，常规化学防治陷入“越打越无效”的恶性循环；繁殖传播快：世代周期短、繁殖力强，且可通过气流扩散。我们曾用气球监测，发现10米高空仍有蓟马活动，无风时主要在3米以下区域聚集，花期种群爆发，40米以上仍能监测到种群；种植模式适配差：农户为错峰上市（如元旦、春节高价期），多采用“小规模错开种植”，导致田间始终有豇豆开花，为蓟马提供了持续食源，加重危害。

4、豇豆蓟马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研发与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团队从2022年起，以“摸清规律、破解瓶颈、降本增效”为目标，构建了豇豆全生育期蓟马绿色防控体系，核心技术可分为五大模块：

1）基础防控：降低病虫基数，营造健康生长环境

土壤消毒：定植前深翻土壤30厘米并晾晒5～7天，施用生石灰或生物菌肥（如枯草芽孢杆菌、绿僵菌），一方面调节土壤酸度，另一方面压低土传病菌（枯萎病、根腐病）基数；种衣剂浸种：用噻虫嗪等种子处理剂拌种，预防苗期蓟马危害；对土传病害重发区，搭配噁霉灵、多菌灵等杀菌剂浸种，减少根腐病发生。

2）物理阻隔：新型防虫网兼顾“防虫+通风”

针对当地主导的“防虫网防控”存在的问题（全包围网成本高、通风差导致病害增加，半包围网害虫爆发风险高），我们研发了兼顾防虫与通风的新型防虫网：网孔优化：传统防虫网多为“长方形拉丝孔”，多不合格；新型网采用“正方形标准孔”，孔径精准匹配蓟马体型（小于蓟马体宽，阻止钻入），同时保证通风透光；成本与适用性：全包围网成本约7500元/亩，半包围网约3500元/亩。综合考虑来说，建议：2亩以上地块可采用全包围（虫害阻隔率高），2亩以下小地块采用半包围（通风好、病害少，且农药残留降解速度比全包围快30%）；收益测算：当豇豆收购价为2.5元/斤时，全包围网种植仍能盈利；价格为1.925元/斤时，半包围网更具经济效益。

3）智能监测：精准掌握蓟马动态

传统人工调查蓟马费时费力，且难以实时跟踪种群变化。我们研发了蓟马智能监测系统，通过设置自动诱捕装置、图像识别技术，实时统计蓟马数量并传输数据，解决了“蓟马躲在哪、密度有多高”的核心问题——农户可通过手机查看数据，无需频繁下地调查，大幅提升防控针对性。

4）靶向诱杀：破解“蓟马躲花中”的瓶颈

针对蓟马“趋花隐蔽”的特性，研发出两项关键技术：仿真花诱杀技术：模仿豇豆花的颜色、形状与气味，制作仿真诱捕装置，内置诱剂，将花内蓟马引诱出来杀灭，防控效果提升30%以上；其他合作团队研发的“摇吸结合”辅助技术，即清晨4:30-7:00（温度低于20℃时适当延后）摇动豇豆植株，加速前一天开放的花朵脱落，再用轻便吸花机收集脱落花朵并粉碎，彻底消灭花内潜伏的蓟马。同时还能一并清除叶部假死性害虫（如斜纹夜蛾幼虫），减少豆荚“黑尾”现象（发生率降低98.25%）。

5）生物协同：提升生物农药效果

南方高温高紫外线环境易导致生物农药失效。通过“生物农药+诱剂”组合、筛选耐高温高紫外微生物菌株，解决这一问题。如将金龟子绿僵菌、苦参碱等生物农药与蓟马诱剂混合使用，提升药剂对蓟马的靶向性，防效达71.47%以上。又如筛选出多株高抗高温（40℃以上存活）、抗紫外的内生性微生物（如改良型白僵菌），通过灌根让微生物随植株蒸腾作用传导至花和嫩荚，既抑制蓟马取食（降低其寄主适合度），又能促进豇豆生长（生物量增加10%）。

5、技术体系应用成效与产业发展方向

1）核心成效：减药、提质、增产

该绿色防控体系应用后，成效显著：蓟马发生率降低80%，对蓟马的综合防效达85.69%；化学农药用量降低60%（全生育期减施药剂20次以上，部分地块实现零化学农药使用）；豇豆产量提高10%，豆荚黑尾率减少98.25%，灰霉病零发生，商品率大幅提升。

2）农民培训与技术推广

我们在推广中始终坚持“农民能接受、用得起、能挣钱”的原则，简化技术流程，将复杂的防控步骤拆解为“土壤消毒－浸种－盖网－监测－诱杀”五步，配套图文手册和田间培训。通过技术优化，整套体系亩均成本控制在5000元左右，使农户可承受。建立“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溯源模式，在豇豆包装上贴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可查看产地、使用的防控技术、农药残留检测数据，提升市场信任度。

3）未来方向：让农户“种得好、卖得好”

当前豇豆产业的核心矛盾仍是“农户增收难”。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技术轻简化：继续优化生态调控技术，如在豇豆田周边种植薄荷、大蒜等驱避作物，减少蓟马迁入，简化操作流程以适配农户农事习惯。联合当地农业部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优质豇豆优质优价，确保农户亩均收益不低于传统种植。通过3～5年努力，逐步将全国豇豆种植面积恢复至600万亩以上，让豇豆产业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6、工作总结与使命

这几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央视、海南省、三亚市媒体等官方平台报道，团队长期蹲点海南，联合地方农业部门、企业协同攻关，继续深耕豇豆绿色防控技术，为产业安全发展、农户增收贡献力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