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主持人致辞】
【领导致辞】
【主旨报告】
【邀请报告】
【讨论与交流】
【简介】
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依然活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前沿,时刻关注国内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动向。在本次学术沙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孟智斌先生概括性地介绍了相关国际公约、国际组织及其工作,并就我国保护工作的现状,有关国际形势的走向和我国面临的局面,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及热点物种进行详细介绍。此外,朱鹮发现第一人刘荫增先生介绍了朱鹮发现35年来的科学故事,并呼吁相关专家继续开展朱鹮的保护与生态研究。与会专家就偷盗猎、科学宣传、观念改变及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等方面开展热烈的讨论。
【主旨报告】
孟智斌:国内外濒危物种保护、管理的形势和热点问题
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中,除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外,也列入了“到2010年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等环境目标。2015年联合国发表的总结报告表明,大部分目标取得了较大或部分进展,小部分进展较差甚至恶化,其中“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也是其中之一。2015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在15项目标中,14项为“已经实现”、“基本实现”和“很有可能”,唯独“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一项是“没有实现”。少数物种如大熊猫、朱鹮和藏羚羊等种群有较大增长,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800多只,朱鹮已经达到2000只左右,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到超过30万只,这几个物种的IUCN濒危等级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物种的境况并不乐观。
全球范围内物种濒危和保护的情况可以从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来看。
一个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48年成立,现有来自全球185个国家的200多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机构会员,超过15000名科学家和学者作为个人会员加入IUCN的6个专家委员会等组织,中国于1996年加入该组织。IUCN致力于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包括栖息地)的评估和保护,以不同类群形成专家组,每隔几年组织大批的科学家对全球范围内物种的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目前对物种的受威胁程度划分为七个等级,分别是灭绝(EX)、野外灭绝(EW)、极危(CR)、濒危(EN)、易危(VU)、近危(NT)和无危(LC),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等级的物种统称为受威胁物种。IUCN会定期公布评估结果,2015年的评估结果来看,苏铁类受威胁状况最高,其次是两栖类,此外珊瑚和针叶树类也都有很高的受威胁比例,哺乳类和鸟类稍好,但也有近四分之一的种类受到威胁。
另一个反映物种濒危状况的是CITES附录,CITES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约束力的政府间国际环境公约,有国际法效力。1975年生效,目前有183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中国于1983年加入。其目的是通过附录分级管理的办法,避免野生动物植物因为国际贸易的影响而灭绝或濒危。CITES每隔2-3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就物种列入和其他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2013年附录中共列入3.5万种动植物,其中兰科植物占了一大半。CITES公约的附录有三个等级,附录Ⅰ物种禁止野外来源个体的商业贸易,如大鲵,虽然我国已经有大量的人工饲养种群,但如果不在公约网站上备案,就不允许进出口;附录Ⅱ物种限制野生来源个体的商业贸易,此类物种允许商业贸易,但需要经过进出口国的审批;附录Ⅲ物种则是缔约国需要其他缔约国协助管理某物种或类群的贸易时,可以将这一物种或类群列为附录Ⅲ,此类物种的商业贸易相对简单,只需要出具原产地证明书即可,如印度将黄鼬列为附录Ⅲ,所以从印度出口黄鼬时,需要进出口许可证,其他国家出口时,只需要开具原产地证明书。与《生物多样性》、《迁徙物种》、《湿地》等国际公约不同,该公约具国际法性质,并有国内法与之配套,俗称“带有牙齿”的公约。目前CITES公约的总趋势为:向木材和海洋物种扩展,行内称之为“上山下海”,近几届缔约方大会列入不少鲨鱼和木材物种;并向国内管理渗透,要求缔约方加强国内执法和市场管理,如要求关闭虎养殖场;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逐步扩大,如WWF、WCS、IFAW等都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对物种的列入和管理政策开展研究和宣传;受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或者为国际政治所利用。
我国于1992年启动自己的红色名录编制计划,并于1998年、2002年和2015年发布了三版。2013年完成了高等植物受威胁状况的评估,受威胁物种共计3767种,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9%。2015年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的评估结果显示,与2014年IUCN全球物种受威胁状况的结果相比,只有鸟类受威胁比例稍好,其他类群,包括哺乳类、两栖类、爬行类和淡水鱼类的受威胁比例都高于全球水平。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通过,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也会尽快修订通过,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会有很大的变化。
野生动植物濒危的原因有很多,比较突出的有几个:
⑴栖息地的丧失,包括面积丧失、破碎化、质量等。据估计:全部生物种类的40-75%为雨林所特有,迄今全球雨林面积已由占陆地面积的14%降至6%,每天有137种植物、昆虫和其它动物由此而灭绝。婆罗洲热带雨林急剧缩减,给生存在此的红毛猩猩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外中国的白鱀豚和江豚,都面临栖息地丧失的影响,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也已经陷入极危的境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保护计划,江豚也可能会灭绝。
⑵污染,从空气、土壤到水体都受到污染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水体,包括内陆湖泊、河流和大洋,如中国的渤海湾,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对生存在此的动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⑶过度利用,包括过度猎捕、捕捞和采集。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象,近10年的资料显示,每年减少的大象种群数量在1万头左右,偷猎盗猎是大象面临的最大威胁。
⑷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多。最典型的例子是北极冰盖的减少,对生存在此的北极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⑸外来物种入侵,这是最近20年较为关注的一个原因,部分外来物种,如互花米草的引入,对本土物种的生存及社会经济状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544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每年造成上千亿的经济损失。
目前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都集中在保护和利用上,这也是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生物多样性下降及物种灭绝的现状,整体趋势是向保护倾斜。而且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保护和利用的这一科学问题,逐渐被贴上了伦理的标签,并逐渐被大众化和“口水”化。
目前的热点物种主要有:
非洲象:由于象牙雕刻是我国的传统工艺,所以象牙消费在中国有较大的市场,给海关做的鉴定中,象牙的出现频率也很高,象牙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价格差也是象牙走私入境的重要原因。CITES现将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种群列在其附录Ⅱ(其它国家的非洲象种群列在附录Ⅰ),除经其大会同意的集中拍卖外(1999年和2008年),禁止商业贸易。目前南部非洲国家的种群保持增长或稳定,其它国家的种群在持续下降。刚召开的CITES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出现了2个截然不同的提案:南非、津巴布韦等国提出解除对其象牙贸易的限制,以便为保护和改善当地人生存条件提供资金。肯尼亚等国则提出将所有非洲象种群列入附录Ⅰ,并禁止所有形式的商业贸易。最后两个提案都没有通过。
虎:最近估计,世界野生虎的数量为3890只,中国野生虎的数量是27只,都有所增长。中国的“华南虎”已灭绝,东北虎的数量和栖息区域在增加。我国人工饲养虎有6000只,国内一直有开放利用的呼声,但鉴于1993年国务院的禁令和国际社会的(担心开放人工养殖产品会增加对野外种群的偷猎)压力,并无进展。美国也有约5000头人工饲养的。CITES公约的决议要求各国逐步取消人工饲养。
鲨鱼:华人的鱼翅贸易被认为是全球鲨鱼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八项规定”、鱼翅富集重金属的媒体报道和明星宣传的作用下,国内鱼翅市场已下降80%以上。CITES公约最近数届大会都有软骨鱼物种被列入附录。海洋物种列入的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捕捞管理和产品鉴定的困难。
穿山甲:目前全世界共8种穿山甲,亚洲和非洲各4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只有中华穿山甲可入药,但国内药材市场充斥着各种穿山甲片,查获的冻肉也常以吨计。这将是今后几年的继象牙、虎、熊等之后的又一个大热点。
热带木材: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高档木材的需求量和价格持续增长。国家森林保护政策的实施,使行业向海外寻找原料供应市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由于木材的需求是世界性的,以及舆论对植物的关注要远远低于动物,因此目前还未形成“压力”性的热点。
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形势如下:
野生动植物已成为最高层政治对话的内容之一: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第33项为“双方同意加强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合作”,之前已承诺要禁止各自的国内象牙市场。
中国依然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自1982年加入CITES之后,针对中国的热点问题持续不断:虎、犀、麝、象、龟、蛇、熊、大型灵长类、鲨鱼、穿山甲、木材、加利福利亚石首鱼等。
人工饲养种群的利用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干预:CITES对附录和贸易的管理有一条“预防性”原则,如以种间的相似性将约2万种兰科植物全部列入;还有一些人工种群的利用则用难以控制野生者的混入或漂白而予以约束,其中最典型的是虎和犀牛。
我国的执法机构屡获国际嘉奖:与前述“压力”情形相反,我国相关执法机关多次获“奖力”。海关总署缉私局已两获克拉克.巴文国际野生动植物执法奖,我国主持的“眼镜蛇行动”(国际间合作)多次获CITES秘书处嘉奖。
【特邀报告】
刘荫增:朱鹮发现35年来的科学故事
刘荫增先生首先通过一个陕西洋县的朱鹮宣传片,向大家介绍朱鹮的分布、基础生物学资料和目前的数量等情况,目前中国朱鹮大约有2000只,陕西洋县有1800只,河南信阳和浙江各有100多只,日本有约400只。朱鹮从最初发现的7只,到现在的2000多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朱鹮并不受近亲繁殖的影响,在建群种小的条件下,能够克服近亲繁殖的瓶颈,种群迅速发展起来。淡色型朱鹮不存在伴性遗传的可能性,控制朱鹮淡色型性状的基因,位于细胞核中,属于细胞核遗传范畴。朱鹮白色性状,经人工繁育验证后,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属于可遗传的生物学性状之一,由一对非性等位基因控制,且为隐性性状,属于细胞核遗传范畴。这些分析是对二百年余前 La Touch 在秦岭南麓观察到的有关Crested Ibis 白色型的记述,予以了有力地论证。这些研究表明秦岭的朱鹮与生活在东北部地区(千山山脉,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朱鹮是分属于两个类型(即留居与迁徙型)。目前朱鹮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进行,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物种。
【讨论与交流】
刘炳谦:目前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面临的问题当中,除了刚才孟主任介绍的那些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民的保护意识不强,对于野生动植物,首先想到的是资源,是否可用,而不是保护。这是早先的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保护意识需要有所改变。希望从小学教育开始,增强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
马勇:我赞成刘炳谦先生的说法,希望国家宣传和教育,能从目前野生动植物有什么用、治什么病转变为保护为主;此外中国的科研要跟上国际形势,我们要拿出数据说话,而不是被动挨打;再者中国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除了关注那些明星物种外,更多地应该将精力放在那些真正濒危的物种上,利用现有的分子生物学手段,揭示一些传统分类学无法完成的研究。
王逢桂:要特别强调儿童保护意识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学校教育外,家庭和社会的教育也很重要,因此要将保护意识的教育列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来。此外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主动执法,而不是等老百姓发现违法乱纪之事,举报后再执法。另外舆论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促成人们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视,因此也需要加强舆论的引导。
杨冠煌:物种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是密切相关的,如传粉昆虫的保护,就对被子植物的保护有重要作用,而植被的状态又对生存在其中的动物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保护一个类群或某一物种,有时可能产生重要的生态效应。此外应该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问责制,确保保护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白克智: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不是将目标仅限于一个类群或一个物种。此外中国的研究多数浮于表面,容易跟风,应该鼓励深入的研究。
张荣祖:美国狩猎是合法的,中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呢?现在很多地区野猪成灾,但政府也没有组织集中狩猎。
孟智斌:中国在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和青海等地曾经建设了多个狩猎场,每年定量在固定区域狩猎一些盘羊、藏原羚等,2006年有一场狩猎风波,之后狩猎场全部叫停。野猪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会组织人员进行狩猎,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枪支管理的问题,所以也比较敏感。目前有一些私人狩猎场,都是围起来一片区域,养一些野鸡或者兔子供娱乐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狩猎。
李致洁:对动物调查的数字感兴趣,刚刚孟主任说的熊猫估计有1800只,朱鹮有2000只,这些数字都是如何得到的呢?因为动物都是移动的,如何做到准确地估计种群数量?
孟智斌:国家林业局每隔十年左右会有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野生动物数量调查,野生动物数量调查一般采用样线、样方法等科学的方法,通过调查的数量进行科学估计,并不是准确地一只只数过来的,无法做到像物理学和数学等那么精确。
宋延龄:国家林业局每隔十年组织各个省实施野生动物数量调查,平均按照国土面积的1-2%取样,根据森林、草原、水域等面积的比例进行取样,每次都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数量调查,所以尽管数量不是精确的,但可以反映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此外狩猎的问题,我国原本是允许狩猎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动物保护、民族情绪等问题停掉了。狩猎是分固定区域的,每年每个狩猎场只允许在固定区域狩猎一定数量的某种动物。国外像美国的狩猎产业十分成熟,会颁发一定数量的狩猎证,狩猎证有一定的期限,并且限定物种和性别。狩猎带来的收入不光是野生动物这一项,包括子弹、枪支和渔具等的收入也很可观。
陈德牛:我国的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总体来说比较粗放,普通民众多年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很难改变,乱捕滥猎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应该进一步健全。国内的自然保护教育需要从儿童抓起,形成保护的意识。另外国内的有些舆论宣传如养生等的宣传应该避开濒危野生动植物。
冯祚建:同意前面几位先生的说法,应该重视中小学的自然教育,并且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真正将法律落到实处。
王贵海:这次沙龙办得非常成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专题既有科研支撑,也符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的热点,是关乎生态文明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刘荫增先生关于朱鹮的介绍也非常精彩,通过介绍,学到了很多朱鹮方面的知识。动物所在动物分类、动物生态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濒危物种的保护会是永久的命题,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会得到更多重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一直排在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口众多,对动植物的消费需求也很大,从饮食、文化、药物等多个方面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正在威胁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尤其是大众教育和科普教育等,应该从中小学生做起。希望濒危物种的保护能作为单独的命题,像干细胞、基因编辑和气候变化等一样,进入中国科协的层次。其次,物种的保护和管理要做到和研究、保护及教育相结合,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来支撑更好的保护和更科学的宣传教育。
李致洁: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外行,这次沙龙是2012年我参加学术沙龙以来最生动、最有趣味的一个沙龙,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以前我对物种的保护只有粗浅的认识,通过此次沙龙,我认识到物种的保护不仅仅是物种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生态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我们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能就国家在物种保护和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方面,提出富有成效的建议。
【总结与建议】
【简介】
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依然活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前沿,时刻关注国内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动向。在本次学术沙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孟智斌先生概括性地介绍了相关国际公约、国际组织及其工作,并就我国保护工作的现状,有关国际形势的走向和我国面临的局面,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及热点物种进行详细介绍。此外,朱鹮发现第一人刘荫增先生介绍了朱鹮发现35年来的科学故事,并呼吁相关专家继续开展朱鹮的保护与生态研究。与会专家就偷盗猎、科学宣传、观念改变及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等方面开展热烈的讨论。
【主旨报告】
孟智斌:国内外濒危物种保护、管理的形势和热点问题
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中,除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外,也列入了“到2010年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等环境目标。2015年联合国发表的总结报告表明,大部分目标取得了较大或部分进展,小部分进展较差甚至恶化,其中“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也是其中之一。2015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在15项目标中,14项为“已经实现”、“基本实现”和“很有可能”,唯独“显著降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一项是“没有实现”。少数物种如大熊猫、朱鹮和藏羚羊等种群有较大增长,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800多只,朱鹮已经达到2000只左右,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到超过30万只,这几个物种的IUCN濒危等级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物种的境况并不乐观。
全球范围内物种濒危和保护的情况可以从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来看。
一个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48年成立,现有来自全球185个国家的200多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机构会员,超过15000名科学家和学者作为个人会员加入IUCN的6个专家委员会等组织,中国于1996年加入该组织。IUCN致力于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包括栖息地)的评估和保护,以不同类群形成专家组,每隔几年组织大批的科学家对全球范围内物种的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目前对物种的受威胁程度划分为七个等级,分别是灭绝(EX)、野外灭绝(EW)、极危(CR)、濒危(EN)、易危(VU)、近危(NT)和无危(LC),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等级的物种统称为受威胁物种。IUCN会定期公布评估结果,2015年的评估结果来看,苏铁类受威胁状况最高,其次是两栖类,此外珊瑚和针叶树类也都有很高的受威胁比例,哺乳类和鸟类稍好,但也有近四分之一的种类受到威胁。
另一个反映物种濒危状况的是CITES附录,CITES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约束力的政府间国际环境公约,有国际法效力。1975年生效,目前有183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中国于1983年加入。其目的是通过附录分级管理的办法,避免野生动物植物因为国际贸易的影响而灭绝或濒危。CITES每隔2-3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就物种列入和其他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2013年附录中共列入3.5万种动植物,其中兰科植物占了一大半。CITES公约的附录有三个等级,附录Ⅰ物种禁止野外来源个体的商业贸易,如大鲵,虽然我国已经有大量的人工饲养种群,但如果不在公约网站上备案,就不允许进出口;附录Ⅱ物种限制野生来源个体的商业贸易,此类物种允许商业贸易,但需要经过进出口国的审批;附录Ⅲ物种则是缔约国需要其他缔约国协助管理某物种或类群的贸易时,可以将这一物种或类群列为附录Ⅲ,此类物种的商业贸易相对简单,只需要出具原产地证明书即可,如印度将黄鼬列为附录Ⅲ,所以从印度出口黄鼬时,需要进出口许可证,其他国家出口时,只需要开具原产地证明书。与《生物多样性》、《迁徙物种》、《湿地》等国际公约不同,该公约具国际法性质,并有国内法与之配套,俗称“带有牙齿”的公约。目前CITES公约的总趋势为:向木材和海洋物种扩展,行内称之为“上山下海”,近几届缔约方大会列入不少鲨鱼和木材物种;并向国内管理渗透,要求缔约方加强国内执法和市场管理,如要求关闭虎养殖场;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逐步扩大,如WWF、WCS、IFAW等都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对物种的列入和管理政策开展研究和宣传;受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或者为国际政治所利用。
我国于1992年启动自己的红色名录编制计划,并于1998年、2002年和2015年发布了三版。2013年完成了高等植物受威胁状况的评估,受威胁物种共计3767种,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9%。2015年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的评估结果显示,与2014年IUCN全球物种受威胁状况的结果相比,只有鸟类受威胁比例稍好,其他类群,包括哺乳类、两栖类、爬行类和淡水鱼类的受威胁比例都高于全球水平。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通过,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也会尽快修订通过,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会有很大的变化。
野生动植物濒危的原因有很多,比较突出的有几个:
⑴栖息地的丧失,包括面积丧失、破碎化、质量等。据估计:全部生物种类的40-75%为雨林所特有,迄今全球雨林面积已由占陆地面积的14%降至6%,每天有137种植物、昆虫和其它动物由此而灭绝。婆罗洲热带雨林急剧缩减,给生存在此的红毛猩猩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外中国的白鱀豚和江豚,都面临栖息地丧失的影响,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也已经陷入极危的境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保护计划,江豚也可能会灭绝。
⑵污染,从空气、土壤到水体都受到污染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水体,包括内陆湖泊、河流和大洋,如中国的渤海湾,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对生存在此的动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⑶过度利用,包括过度猎捕、捕捞和采集。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象,近10年的资料显示,每年减少的大象种群数量在1万头左右,偷猎盗猎是大象面临的最大威胁。
⑷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多。最典型的例子是北极冰盖的减少,对生存在此的北极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⑸外来物种入侵,这是最近20年较为关注的一个原因,部分外来物种,如互花米草的引入,对本土物种的生存及社会经济状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544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每年造成上千亿的经济损失。
目前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都集中在保护和利用上,这也是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生物多样性下降及物种灭绝的现状,整体趋势是向保护倾斜。而且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保护和利用的这一科学问题,逐渐被贴上了伦理的标签,并逐渐被大众化和“口水”化。
目前的热点物种主要有:
非洲象:由于象牙雕刻是我国的传统工艺,所以象牙消费在中国有较大的市场,给海关做的鉴定中,象牙的出现频率也很高,象牙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价格差也是象牙走私入境的重要原因。CITES现将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种群列在其附录Ⅱ(其它国家的非洲象种群列在附录Ⅰ),除经其大会同意的集中拍卖外(1999年和2008年),禁止商业贸易。目前南部非洲国家的种群保持增长或稳定,其它国家的种群在持续下降。刚召开的CITES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出现了2个截然不同的提案:南非、津巴布韦等国提出解除对其象牙贸易的限制,以便为保护和改善当地人生存条件提供资金。肯尼亚等国则提出将所有非洲象种群列入附录Ⅰ,并禁止所有形式的商业贸易。最后两个提案都没有通过。
虎:最近估计,世界野生虎的数量为3890只,中国野生虎的数量是27只,都有所增长。中国的“华南虎”已灭绝,东北虎的数量和栖息区域在增加。我国人工饲养虎有6000只,国内一直有开放利用的呼声,但鉴于1993年国务院的禁令和国际社会的(担心开放人工养殖产品会增加对野外种群的偷猎)压力,并无进展。美国也有约5000头人工饲养的。CITES公约的决议要求各国逐步取消人工饲养。
鲨鱼:华人的鱼翅贸易被认为是全球鲨鱼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八项规定”、鱼翅富集重金属的媒体报道和明星宣传的作用下,国内鱼翅市场已下降80%以上。CITES公约最近数届大会都有软骨鱼物种被列入附录。海洋物种列入的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捕捞管理和产品鉴定的困难。
穿山甲:目前全世界共8种穿山甲,亚洲和非洲各4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只有中华穿山甲可入药,但国内药材市场充斥着各种穿山甲片,查获的冻肉也常以吨计。这将是今后几年的继象牙、虎、熊等之后的又一个大热点。
热带木材: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高档木材的需求量和价格持续增长。国家森林保护政策的实施,使行业向海外寻找原料供应市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由于木材的需求是世界性的,以及舆论对植物的关注要远远低于动物,因此目前还未形成“压力”性的热点。
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形势如下:
野生动植物已成为最高层政治对话的内容之一: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第33项为“双方同意加强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合作”,之前已承诺要禁止各自的国内象牙市场。
中国依然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自1982年加入CITES之后,针对中国的热点问题持续不断:虎、犀、麝、象、龟、蛇、熊、大型灵长类、鲨鱼、穿山甲、木材、加利福利亚石首鱼等。
人工饲养种群的利用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干预:CITES对附录和贸易的管理有一条“预防性”原则,如以种间的相似性将约2万种兰科植物全部列入;还有一些人工种群的利用则用难以控制野生者的混入或漂白而予以约束,其中最典型的是虎和犀牛。
我国的执法机构屡获国际嘉奖:与前述“压力”情形相反,我国相关执法机关多次获“奖力”。海关总署缉私局已两获克拉克.巴文国际野生动植物执法奖,我国主持的“眼镜蛇行动”(国际间合作)多次获CITES秘书处嘉奖。
【特邀报告】
刘荫增:朱鹮发现35年来的科学故事
刘荫增先生首先通过一个陕西洋县的朱鹮宣传片,向大家介绍朱鹮的分布、基础生物学资料和目前的数量等情况,目前中国朱鹮大约有2000只,陕西洋县有1800只,河南信阳和浙江各有100多只,日本有约400只。朱鹮从最初发现的7只,到现在的2000多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朱鹮并不受近亲繁殖的影响,在建群种小的条件下,能够克服近亲繁殖的瓶颈,种群迅速发展起来。淡色型朱鹮不存在伴性遗传的可能性,控制朱鹮淡色型性状的基因,位于细胞核中,属于细胞核遗传范畴。朱鹮白色性状,经人工繁育验证后,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属于可遗传的生物学性状之一,由一对非性等位基因控制,且为隐性性状,属于细胞核遗传范畴。这些分析是对二百年余前 La Touch 在秦岭南麓观察到的有关Crested Ibis 白色型的记述,予以了有力地论证。这些研究表明秦岭的朱鹮与生活在东北部地区(千山山脉,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朱鹮是分属于两个类型(即留居与迁徙型)。目前朱鹮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进行,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物种。
【讨论与交流】
刘炳谦:目前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面临的问题当中,除了刚才孟主任介绍的那些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民的保护意识不强,对于野生动植物,首先想到的是资源,是否可用,而不是保护。这是早先的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保护意识需要有所改变。希望从小学教育开始,增强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
马勇:我赞成刘炳谦先生的说法,希望国家宣传和教育,能从目前野生动植物有什么用、治什么病转变为保护为主;此外中国的科研要跟上国际形势,我们要拿出数据说话,而不是被动挨打;再者中国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除了关注那些明星物种外,更多地应该将精力放在那些真正濒危的物种上,利用现有的分子生物学手段,揭示一些传统分类学无法完成的研究。
王逢桂:要特别强调儿童保护意识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学校教育外,家庭和社会的教育也很重要,因此要将保护意识的教育列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来。此外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主动执法,而不是等老百姓发现违法乱纪之事,举报后再执法。另外舆论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促成人们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视,因此也需要加强舆论的引导。
杨冠煌:物种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是密切相关的,如传粉昆虫的保护,就对被子植物的保护有重要作用,而植被的状态又对生存在其中的动物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保护一个类群或某一物种,有时可能产生重要的生态效应。此外应该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问责制,确保保护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白克智: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不是将目标仅限于一个类群或一个物种。此外中国的研究多数浮于表面,容易跟风,应该鼓励深入的研究。
张荣祖:美国狩猎是合法的,中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呢?现在很多地区野猪成灾,但政府也没有组织集中狩猎。
孟智斌:中国在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和青海等地曾经建设了多个狩猎场,每年定量在固定区域狩猎一些盘羊、藏原羚等,2006年有一场狩猎风波,之后狩猎场全部叫停。野猪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会组织人员进行狩猎,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枪支管理的问题,所以也比较敏感。目前有一些私人狩猎场,都是围起来一片区域,养一些野鸡或者兔子供娱乐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狩猎。
李致洁:对动物调查的数字感兴趣,刚刚孟主任说的熊猫估计有1800只,朱鹮有2000只,这些数字都是如何得到的呢?因为动物都是移动的,如何做到准确地估计种群数量?
孟智斌:国家林业局每隔十年左右会有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野生动物数量调查,野生动物数量调查一般采用样线、样方法等科学的方法,通过调查的数量进行科学估计,并不是准确地一只只数过来的,无法做到像物理学和数学等那么精确。
宋延龄:国家林业局每隔十年组织各个省实施野生动物数量调查,平均按照国土面积的1-2%取样,根据森林、草原、水域等面积的比例进行取样,每次都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数量调查,所以尽管数量不是精确的,但可以反映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此外狩猎的问题,我国原本是允许狩猎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动物保护、民族情绪等问题停掉了。狩猎是分固定区域的,每年每个狩猎场只允许在固定区域狩猎一定数量的某种动物。国外像美国的狩猎产业十分成熟,会颁发一定数量的狩猎证,狩猎证有一定的期限,并且限定物种和性别。狩猎带来的收入不光是野生动物这一项,包括子弹、枪支和渔具等的收入也很可观。
陈德牛:我国的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总体来说比较粗放,普通民众多年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很难改变,乱捕滥猎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应该进一步健全。国内的自然保护教育需要从儿童抓起,形成保护的意识。另外国内的有些舆论宣传如养生等的宣传应该避开濒危野生动植物。
冯祚建:同意前面几位先生的说法,应该重视中小学的自然教育,并且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真正将法律落到实处。
王贵海:这次沙龙办得非常成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专题既有科研支撑,也符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的热点,是关乎生态文明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刘荫增先生关于朱鹮的介绍也非常精彩,通过介绍,学到了很多朱鹮方面的知识。动物所在动物分类、动物生态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濒危物种的保护会是永久的命题,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会得到更多重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一直排在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口众多,对动植物的消费需求也很大,从饮食、文化、药物等多个方面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正在威胁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尤其是大众教育和科普教育等,应该从中小学生做起。希望濒危物种的保护能作为单独的命题,像干细胞、基因编辑和气候变化等一样,进入中国科协的层次。其次,物种的保护和管理要做到和研究、保护及教育相结合,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来支撑更好的保护和更科学的宣传教育。
李致洁: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外行,这次沙龙是2012年我参加学术沙龙以来最生动、最有趣味的一个沙龙,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以前我对物种的保护只有粗浅的认识,通过此次沙龙,我认识到物种的保护不仅仅是物种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生态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我们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能就国家在物种保护和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方面,提出富有成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