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公众科学智慧 交流科学思想见解点燃科学智慧火花 构建互动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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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塑料污染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环境和技术问题，塑料工业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学术界、工业界、以及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是全球塑料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需要从科学与技术发展角度，开拓我国塑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探讨目前降解塑料、塑料的回收循环利用、生物基塑料等相关技术发展现状、技术壁垒、政策导向、发展前景，谋划未来塑料产业的重点研究方向。6月7日，“塑料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高端学术沙龙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举办。来自科研院所、高校、相关企业等2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12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沙龙聚焦塑料工业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从科学与技术发展角度，探讨了目前塑料的回收及循环利用、生物基塑料、生物降解塑料等相关技术发展现状、技术壁垒、政策导向、发展前景，谋划未来塑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方向。
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琪作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勇、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思作特邀报告。余龙、张军、季君晖、王格侠、张佳龙5位专家作邀请报告，60多位来自高校、研究所、企业、行业协会的专家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副局长龚立武，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孙建国，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马扬、副理事长曹以玉，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理事长赵震声，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所长王雪松、党委书记王树涛，工程和生态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等出席沙龙活动。此次沙龙就塑料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路径、体系建立、政策导向等问题形成了专家意见和建议。
【主持人致辞】
【领导致辞】
【主旨报告】
王琪：废弃塑料污染防治与塑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王琪教授在题为“废弃塑料污染防治与塑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塑料是重要的新材料，在航空航天、新能源、家用电器、塑料包装等国民经济各领域应用广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做出巨大贡献，发展极快。中国高分子材料工业和科研体系庞大。塑料机械产量占全国50%，连续22年位居世界第一；塑料制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相关产业如合成树脂工业、塑料机械加工工业和塑料加工工业均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塑料年产量增长近40万倍，产量、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塑料快速发展和大量使用，也使废弃塑料急剧增加，不规范处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治理塑料污染成为国际谈判核心议题，但存在重大分歧和国家竞争博弈。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控制塑料污染而不是控制塑料发展，因为塑料尚无经济可行的大规模替代方案。废弃塑料污染防治是我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她介绍了从合成、加工、应用和废弃物处理等全方位全链条防治废弃塑料污染的进展。建议塑料污染治理需从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对于回收利用，建议立项支持废弃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科技研究，建设多级回收利用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进行塑料全生命周期评价，通过回收利用、安全填埋、清洁焚烧防治污染，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在合成环节，应发展节能减排聚合技术，从合成环节防治废弃塑料污染。关注生物可降解塑料，发展PBAT、PLA、PPC等先进、低成本合成技术，研究降解相关问题。此外，建议关注水溶性塑料，对环境更友好，填埋安全性高，如西北治沙治土方面有应用优势，非石油路线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如聚乙烯醇（PVA），通过分子复合超分子科学方法实现其热塑加工。
【特邀报告】
唐勇：重塑塑料体系的一点点思考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唐勇院士做了“重塑塑料体系的一点点思考”特邀报告。他表示，塑料是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具有性价比高、使用方便等主要特征，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军工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已经成为人类不能不用、不会不用的重要基础材料，全球年产量超4亿吨。然而，传统塑料创制采用“先创制使用，后收集治理”的分段发展模式，在给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快速消耗有限化石资源，退役后也会产生了微塑料、土壤农膜污染、白色污染和固废垃圾等全球共性环境问题。全球每年产生3.6亿吨废弃塑料，回收率不足10%（我国仅6.6%），难降解材料对生态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包装领域环保成本高达400亿美元。废弃塑料收集和治理挑战巨大，是亟需解决的世界难题，受到全球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面对挑战，全球多措并举：美国成立专门研究所攻关再生技术，欧洲投入100亿欧元新增340万吨再生塑料产能，中石油、中石化等跨国企业加速布局。政策层面，联合国环境大会两次将塑料污染列入议题，我国将“基于综合方法治理塑料污染”纳入中法联合声明，《科学》杂志更将其列为全球十大科学难题之一。他认为塑料污染治理的破局需双管齐下：一方面，发展新一代塑料技术——如PPC生物可降解地膜（90 - 100天自然降解）、化学循环技术（聚乙烯制乙烯丙烯），推动“塑料3.0”体系落地，按场景分类处置（短周期软包装以降解为主，长周期硬包装以循环为主），实现高性能化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另一方面，需政策法规引导（如强制分类、税收激励）和企业创新协同，破解回收难题与技术经济性瓶颈。塑料污染治理关乎人类未来，唯有科技赋能与政策合力，方能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塑料产业新范式。
陈学思：聚乳酸产业崛起与医疗应用前景广阔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陈学思院士做了题为“聚乳酸产业崛起与医疗应用前景广阔”主题报告。他表示，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正成为解决高分子工业环境挑战的关键方向之一。面对日益严峻的塑料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推进限塑令、禁塑令决心增强，国内新生活方式也引导塑料产业变革。生物降解高分子作为朝阳产业，市场规模有望扩展至千万吨级。聚乳酸作为完全可生物降解材料的代表，产业化进程加速。2022年全球总产能约63万吨，我国企业表现亮眼：海正生物深耕多年，普立思规划35万吨产能，项目落户安徽芜湖，一期达产后年产量5万吨。海南已全面推广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物，聚乳酸吸管、3D打印材料、耐热吸塑产品、可降解地膜（如水稻直播地膜）等应用不断拓展，医美领域的聚乳酸棉布填充剂也备受关注。随着规模扩大，聚乳酸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市场潜力巨大。在医疗领域，聚乳酸应用同样广泛。从三类医疗器械（如可吸收接骨螺钉、人工骨支架）到体外诊断、医美产品（如面膜），市场规模预计达千亿级。长春赛诺海思等企业已投产相关产品，慢性创面敷料、手术缝合线等产品也在加速研发，填补国内空白。聚乳酸产业正从包装、农业向医疗、医美等多领域延伸，技术创新与规模化生产将推动其成为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核心力量，助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创造巨大经济价值。
【邀请报告】
余龙：淀粉基材料从包装到农业的创新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余龙教授分享了淀粉基材料从包装到农业的创新应用。他指出，淀粉基材料凭借价格优势和环保特性，正成为包装与农业领域的新选择。在包装领域，淀粉基材料已实现多样化应用，从国外早期全淀粉内包装，到国内开发的硬胶囊、软胶囊，再到食品包装（如方便面调料包）、发泡玩具填充材料及保鲜保温板材，相关企业凭借十余项专利今年实现自负盈亏。农业领域成为淀粉基材料的新突破口。针对我国化肥过量（超世界均值3倍）和水资源短缺（仅为发达国家1/10）的问题，淀粉基水凝胶通过缓释化肥、保水保湿功能，在东北玉米田和新疆棉花种植中成效显著——玉米秸秆增粗增高，棉花出苗率提升9% - 12%。此外，可降解喷洒地膜兼具保湿除草功能，进一步拓展了应用场景。业内专家指出，淀粉基材料凭借成本与环保双重优势，正从包装向农业全产业链延伸，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
张军：离子液体技术推动废旧含棉纺织物高值循环利用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教授做了题为“离子液体技术推动废旧含棉纺织物高值循环利用”的专题报告。他表示，针对含棉纺织品回收难题，团队提出了基于离子液体的创新解决方案。离子液体作为高效纤维素溶剂，可破解纤维素加工难题，其中EmimAc效果最佳。该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应用，2020年投产首条纤维素膜清洁生产线，生产的可降解胶带噪音低、防静电，计划2025年底替代快递行业传统胶带。在农业废弃物利用方面，团队以秸秆、狼尾草等为原料，通过离子液体溶解与纳米晶网络构建，开发出强韧的全纤维素复合材料。针对废旧纺织物，团队开发低粘度溶剂体系（粘度降低1 - 2个数量级），实现涤纶（含量>90%）高效再生，应用于运动服、帐篷等产品；对含棉纺织物，通过选择性粉碎与成分控制，制成强度优于莱赛尔纤维的再生棉，已用于牛仔裤制造。政策层面，2024年10月成立的中国资源循环集团（98家央企参与）旗下绿色纤维公司揭牌，推动废旧含棉工装等闭环循环，标志着产学研协同创新进入新阶段。
季君晖：低品位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降解塑料可控解聚循环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季君晖研究员做了题为“低品位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降解塑料可控解聚循环”的专题报告，系统梳理了塑料循环回收的技术进展与政策协同需求。他指出，我国塑料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物理回收与化学循环技术并行发展。工程中心重点攻关建筑塑料循环利用，提出"宜理则理、宜化则化"原则，推动废弃物高效处置。在降解塑料领域，团队开发出聚烯烃废膜改性道路沥青技术，以10.3%掺杂量替代传统SBS材料，降低施工成本并减少污染，该成果已获交通部施工规范认证，广泛应用于广西、新疆等地高速公路建设。针对低品位废弃物，研发热机低压注塑技术，实现工业垃圾、农业废弃物等混合材料的低成本再生利用。降解塑料回收方面取得关键技术突破：通过单体酸催化水解工艺，实现PBS材料100%水解率（实验室阶段回收率89%），攻克了降解塑料回收再聚合难题。研发的共混物选择性水解技术，可精准分离PBAT/PLA组分，为混合降解塑料的高值化利用提供新路径。当前，塑料循环回收产业正处于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的关键期，这些创新成果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格侠：生物降解塑料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格侠作了题为“生物降解塑料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专题报道。她首先指出我国降解塑料产业领跑全球但面临结构性挑战，我国降解塑料产业已形成全球最全产业链，2024年总产能近200万吨，技术水平超越欧美，但存在结构性过剩问题——产能集中在少数品种，利用率不足20%（产量仅40万吨）。针对海洋污染痛点，科研团队突破海水降解技术，通过分子结构调控开发出强度媲美尼龙6的可控降解材料，实现土壤、堆肥、海洋多场景降解，推出军用包装、厨余垃圾袋等新品。在电子信息领域，耐高温高湿的降解薄膜已应用于电子包装。研究发现，生物降解塑料碎片可在数月内被微生物完全分解，毒性显著低于传统塑料。未来需加强降解塑料在渔业养殖、海床修复等场景的应用，推动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的转变。专家呼吁，应从顶层设计整合生物基材料、降解技术与循环回收，构建全链条可持续塑料体系。
张佳龙：生物塑料的绿色发展趋势与实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产品线总经理张佳龙作“生物塑料的绿色发展趋势与实践”主题报告。他表示：金发科技在塑料行业深耕三十余年，已经在全链条布局推动生物基塑料绿色革命，构建了从改性材料到医疗健康的全产业链布局，200多万吨产能与600亿销售额背后，是四个国家级平台和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技术支撑。面对塑料污染治理，金发提出“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战略：原料端推广PCR与生物基材料，生物基丁二醇本月量产，聚酯产品碳足迹降低0.8% - 1.2%；处理端建成全球最大生物降解塑料产能，年回收材料近30万吨。通过“减量使用 + 高质化回收”双路径，实现从原油到制品的全链条低碳化。生物基技术突破成为亮点。依托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金发打通从细胞工程到单体的全产业链，开发出0 - 100%生物基聚酯解决方案。尽管生物基材料存在能耗高、品类少等挑战，但其废水废气排放优势显著，未来三年预计突破半数技术瓶颈。“绿色塑料需兼顾来源可持续与回收便利性。”金发呼吁政策引导前端设计纳入可回收性，并联合产学研力量攻关新型结构单体开发，推动生物基塑料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讨论与交流】
1）塑料循环利用问题：破解成本与技术瓶颈成关键
在塑料循环经济专题讨论中，金发科技的丁超提出了两大现实问题，即欧洲“低成本减绿”项目如何推进？降解塑料未来方向何在？引发专家的热议。
陈学思指出，降解塑料需回归“全生命周期”理念，随着生物基材料规模扩大，成本下降将推动良性循环。针对化学回收，他坦言当前技术仍面临成本压力（约为传统工艺3 - 4倍），学术界正探索材料重构路径，但颠覆性技术突破需优先解决降本问题。
唐勇则强调从应用场景出发的全链条管理：物理回收需提升分拣效率，化学循环虽被寄予厚望，但聚酯等领域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他特别提到新疆地膜堆积难题，指出混合塑料（如渔业中的PP/PE）回收仍是待解痛点。
朱晓夏结合国际经验分析：加拿大曾依赖中国处理垃圾，如今面临垃圾分类困境；国外提倡“3R原则”（减量、复用、回收），但与中国高性价比生产模式碰撞出矛盾——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冲击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因过度包装引发资源浪费争议。他呼吁政府引导产业避免内卷，平衡价格与质量关系。
与会专家共识：化学回收产业化需突破成本瓶颈，政策设计应激励企业创新；降解塑料推广需结合场景明确边界；塑料污染治理需全球协作，从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到末端处置构建全链条解决方案。
专家杨尚宝指出推动绿色塑料产业需兼顾科学性、经济性与实用性
曾参与起草国家塑料综合利用政策的杨尚宝在会上分享了对绿色塑料产业发展的思考。他指出，塑料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材料，其绿色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当前亟需从全生命周期推动绿色转型，涵盖设计、生产、应用及回收环节，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杨尚宝提出绿色塑料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科学性（设计阶段融入环保理念）、经济性（平衡技术成本与市场竞争力，如秸秆综合利用需兼顾致富效益）、实用性（确保产品性能满足生活生产需求）。他强调，脱离经济性的技术难以推广，而脱离实用性的产品则失去生命力。针对塑料处理路径，他呼吁打破单一“循环利用”框架，倡导多元化务实策略：根据场景选择回收、降解、创新使用或分级利用，而非盲目追求“近零排放”。他以中国“缝缝补补”的资源集约传统为例，指出德国“循环经济”与中国“综合利用”本质相通，均追求资源高效利用，但需因地制宜选择技术路线。杨尚宝认为，建立塑料回收、降解与创新使用体系需跳出概念束缚，务实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才能真正推动塑料产业绿色升级。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理事长何盛宝呼吁：理性看待塑料价值，推动回收产业闭环发展。针对社会对塑料的误解，业内专家指出“以塑代钢”并非万能解药，塑料因其热塑性（90%可溶解）、易加工、低成本等特性，在新能源车、光伏、建材等领域不可或缺，离开塑料将严重影响现代生活品质。数据显示，我国去年合成树脂产能近1.5亿吨，消费量达1.37亿吨，均居全球首位，其中30%用于包装（如快递）、18%用于建材、15%用于汽车（新能源车单车用塑200 - 300公斤）。然而，塑料回收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去年6500万吨废弃塑料中仅回收2100万吨（回收率约30%），40%填埋、25%焚烧，资源化利用率不足。尽管我国在塑料瓶回收领域全球领先，但整体回收体系仍存三大短板：一是设计环节缺乏易回收标准；二是垃圾分类执行不到位，政府推动乏力；三是企业初期投入大、盈利模式待完善。 “塑料污染本质是管理问题而非材料原罪。”他强调，需理性看待塑料价值，在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协同，真正实现废弃塑料资源化利用。
2）企业视角：产能过剩与市场困境
金发科技代表彭江洪指出，我国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2025年PBAT相关产品需求预计达13万吨，较2020年增长超三倍。但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国内总产能已达158万吨，全球不超过30万吨，企业普遍面临“成本倒挂”压力（市场价格9800元/吨，成本高800元以上）。他呼吁加强政策引导，推动降解塑料在食品包装等新场景的应用，并建议从源头设计提升可回收性。
3）学术与产业协同问题：全链条创新路径
郭宝华教授强调，塑料污染治理需平衡“产业价值”与“环境责任”。他指出，我国塑料年产量1.4亿吨，废弃量6000多万吨，进口石油依赖度高，发展生物基材料对国家战略安全至关重要。但当前行业存在“重产能轻应用”“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需通过“3R（减量化、再利用、回收）+D（降解）”多路径协同推进。
朱锦提出“分级利用”理念，认为高性能化是减少污染的关键。“塑料制品应优先物理回收，化学回收作为补充，同时开发可多次使用的材料。”他以快递包装为例，指出“过度包装源于消费习惯，需通过政策约束和绿色设计引导”。
4）生物降解材料发展问题：标准与场景化创新
董金勇认为需打破“教条化”限制。“新疆棉花地膜要求一年降解，但现有标准未考虑地域差异。应建立个性化标准，如新疆棉田两年降解残留不影响耕种即可。”他还呼吁加强聚乳酸发泡技术应用，“若允许发泡，产能可扩大至百万吨级”。
王文广介绍了团队制定的塑料可回收设计标准，“通过统一瓶盖、瓶身材料，提升再生利用率”，并透露两项国标将于年内出台。施昌霞则从基础研究出发，设计出光控闭环回收聚合物，“未来十年，可回收聚合物将作为技术储备应对国际政策变化”。
5）政策与生活方式问题：系统性治理
郭少云回顾我国高分子材料发展历程，指出塑料污染根源在于“应用后随意丢弃”，而非材料本身。“高铁沿线白色污染消失印证了文明进步的力量。”他呼吁加强公民教育，“回收是社会公益，需政府投入而非企业盈利”。
杨尚宝提出“管理+习惯”双轨模式：“韩国、日本通过严格垃圾分类减少污染，中国需借鉴其经验。”他以茶叶包装为例，倡导“简约设计替代过度包装”，并强调“政策执行需兼顾民生实际”。
6）基础研究与未来方向问题
黄勇提出，开发新型高分子材料是解决塑料污染的根本路径。“需合成在特定环境下可分解为单体或片段的材料，实现化学循环利用。”刘小奇认为，降解与回收应聚焦“有用性”而非单体，“环氧树脂回收案例表明，材料需具备应用价值才能可持续”。
刘瑞刚指出微塑料检测的复杂性，“自然界多糖、蛋白与塑料难以区分，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吴敬分享了日本经验，“政府联合企业推动纳米纤维素应用，值得我国借鉴”。
本次沙龙不仅为塑料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方案，更呼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公众践行”的协同治理格局。正如赵震声所言：“塑料绿色化需从基础研究到生活方式全面革新，通过全链条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专家建议】
中国在塑料生产方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关键技术，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和全球最大的产能。塑料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广泛关注重要问题。塑料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设计、合成、加工、使用、废弃后回收再利用，从整个“生命周期”来全面考虑来实现。就推动塑料产业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专家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从根本上使塑料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原始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新型塑料。1）要大力支持研发在特定环境下可解聚的新型塑料，使之在废弃时，塑料大分子可解聚成为小分子或单体，并成为制备新塑料的原材料，使资源得到化学循环利用；2）大力发展生物（质）基塑料，减少塑料生产、对化石资源的依赖程度；3）针对废弃塑料不可回收的应用领域，大力发展和使用可在自然环境中生物降解的新型降解塑料，避免废弃塑料对环境的危害，推动塑料的绿色发展。
2、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废弃塑料回收、再利用系统，鼓励在新产品中使用或部分使用回收的废弃塑料；
3、在政策和资金上积极支持企业自主或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切实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解决塑料行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助推产业升级。
1）塑料循环利用问题：破解成本与技术瓶颈成关键
在塑料循环经济专题讨论中，金发科技的丁超提出了两大现实问题，即欧洲“低成本减绿”项目如何推进？降解塑料未来方向何在？引发专家的热议。
陈学思指出，降解塑料需回归“全生命周期”理念，随着生物基材料规模扩大，成本下降将推动良性循环。针对化学回收，他坦言当前技术仍面临成本压力（约为传统工艺3 - 4倍），学术界正探索材料重构路径，但颠覆性技术突破需优先解决降本问题。
唐勇则强调从应用场景出发的全链条管理：物理回收需提升分拣效率，化学循环虽被寄予厚望，但聚酯等领域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他特别提到新疆地膜堆积难题，指出混合塑料（如渔业中的PP/PE）回收仍是待解痛点。
朱晓夏结合国际经验分析：加拿大曾依赖中国处理垃圾，如今面临垃圾分类困境；国外提倡“3R原则”（减量、复用、回收），但与中国高性价比生产模式碰撞出矛盾——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冲击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因过度包装引发资源浪费争议。他呼吁政府引导产业避免内卷，平衡价格与质量关系。
与会专家共识：化学回收产业化需突破成本瓶颈，政策设计应激励企业创新；降解塑料推广需结合场景明确边界；塑料污染治理需全球协作，从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到末端处置构建全链条解决方案。
专家杨尚宝指出推动绿色塑料产业需兼顾科学性、经济性与实用性
曾参与起草国家塑料综合利用政策的杨尚宝在会上分享了对绿色塑料产业发展的思考。他指出，塑料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材料，其绿色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当前亟需从全生命周期推动绿色转型，涵盖设计、生产、应用及回收环节，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杨尚宝提出绿色塑料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科学性（设计阶段融入环保理念）、经济性（平衡技术成本与市场竞争力，如秸秆综合利用需兼顾致富效益）、实用性（确保产品性能满足生活生产需求）。他强调，脱离经济性的技术难以推广，而脱离实用性的产品则失去生命力。针对塑料处理路径，他呼吁打破单一“循环利用”框架，倡导多元化务实策略：根据场景选择回收、降解、创新使用或分级利用，而非盲目追求“近零排放”。他以中国“缝缝补补”的资源集约传统为例，指出德国“循环经济”与中国“综合利用”本质相通，均追求资源高效利用，但需因地制宜选择技术路线。杨尚宝认为，建立塑料回收、降解与创新使用体系需跳出概念束缚，务实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才能真正推动塑料产业绿色升级。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理事长何盛宝呼吁：理性看待塑料价值，推动回收产业闭环发展。针对社会对塑料的误解，业内专家指出“以塑代钢”并非万能解药，塑料因其热塑性（90%可溶解）、易加工、低成本等特性，在新能源车、光伏、建材等领域不可或缺，离开塑料将严重影响现代生活品质。数据显示，我国去年合成树脂产能近1.5亿吨，消费量达1.37亿吨，均居全球首位，其中30%用于包装（如快递）、18%用于建材、15%用于汽车（新能源车单车用塑200 - 300公斤）。然而，塑料回收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去年6500万吨废弃塑料中仅回收2100万吨（回收率约30%），40%填埋、25%焚烧，资源化利用率不足。尽管我国在塑料瓶回收领域全球领先，但整体回收体系仍存三大短板：一是设计环节缺乏易回收标准；二是垃圾分类执行不到位，政府推动乏力；三是企业初期投入大、盈利模式待完善。 “塑料污染本质是管理问题而非材料原罪。”他强调，需理性看待塑料价值，在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协同，真正实现废弃塑料资源化利用。
2）企业视角：产能过剩与市场困境
金发科技代表彭江洪指出，我国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2025年PBAT相关产品需求预计达13万吨，较2020年增长超三倍。但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国内总产能已达158万吨，全球不超过30万吨，企业普遍面临“成本倒挂”压力（市场价格9800元/吨，成本高800元以上）。他呼吁加强政策引导，推动降解塑料在食品包装等新场景的应用，并建议从源头设计提升可回收性。
3）学术与产业协同问题：全链条创新路径
郭宝华教授强调，塑料污染治理需平衡“产业价值”与“环境责任”。他指出，我国塑料年产量1.4亿吨，废弃量6000多万吨，进口石油依赖度高，发展生物基材料对国家战略安全至关重要。但当前行业存在“重产能轻应用”“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需通过“3R（减量化、再利用、回收）+D（降解）”多路径协同推进。
朱锦提出“分级利用”理念，认为高性能化是减少污染的关键。“塑料制品应优先物理回收，化学回收作为补充，同时开发可多次使用的材料。”他以快递包装为例，指出“过度包装源于消费习惯，需通过政策约束和绿色设计引导”。
4）生物降解材料发展问题：标准与场景化创新
董金勇认为需打破“教条化”限制。“新疆棉花地膜要求一年降解，但现有标准未考虑地域差异。应建立个性化标准，如新疆棉田两年降解残留不影响耕种即可。”他还呼吁加强聚乳酸发泡技术应用，“若允许发泡，产能可扩大至百万吨级”。
王文广介绍了团队制定的塑料可回收设计标准，“通过统一瓶盖、瓶身材料，提升再生利用率”，并透露两项国标将于年内出台。施昌霞则从基础研究出发，设计出光控闭环回收聚合物，“未来十年，可回收聚合物将作为技术储备应对国际政策变化”。
5）政策与生活方式问题：系统性治理
郭少云回顾我国高分子材料发展历程，指出塑料污染根源在于“应用后随意丢弃”，而非材料本身。“高铁沿线白色污染消失印证了文明进步的力量。”他呼吁加强公民教育，“回收是社会公益，需政府投入而非企业盈利”。
杨尚宝提出“管理+习惯”双轨模式：“韩国、日本通过严格垃圾分类减少污染，中国需借鉴其经验。”他以茶叶包装为例，倡导“简约设计替代过度包装”，并强调“政策执行需兼顾民生实际”。
6）基础研究与未来方向问题
黄勇提出，开发新型高分子材料是解决塑料污染的根本路径。“需合成在特定环境下可分解为单体或片段的材料，实现化学循环利用。”刘小奇认为，降解与回收应聚焦“有用性”而非单体，“环氧树脂回收案例表明，材料需具备应用价值才能可持续”。
刘瑞刚指出微塑料检测的复杂性，“自然界多糖、蛋白与塑料难以区分，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吴敬分享了日本经验，“政府联合企业推动纳米纤维素应用，值得我国借鉴”。
本次沙龙不仅为塑料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方案，更呼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公众践行”的协同治理格局。正如赵震声所言：“塑料绿色化需从基础研究到生活方式全面革新，通过全链条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