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水体黑臭是一种严重的水污染现象。当水体遭受超过其自净能力的有机污染时,有机物好氧分解使水体中耗氧速率大于复氧速率,造成水体缺氧;降解不完全的有机物经厌氧生物分解生成硫化氢、氨、硫醇等发臭物质,同时形成黑色物质,使水体呈现令人不悦的颜色和(或)散发令人不适的气味。黑臭水体识别主要针对感官性指标,百姓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判断。如果某水体颜色、气味异常到引起周边百姓不适的,即可初步判断为黑臭水体。
自2015年国务院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以来,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黑臭水体整治工程。2018年,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督促各地以提升城市污水、垃圾收集处理效能为重点,强化各类污染源治理,加快补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截至2022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40%。从总体上看,已消除黑臭的水体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成效并不稳固,个别黑臭水体甚至出现“反复治,治反复”的现象,以至于“十四五”国重项目还列有黑臭水体返臭机理研究的项目。《水十条》规定,到203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消除。所谓“总体消除”至少意味着水质基本稳定,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黑臭现象不再反弹。这就要求,黑臭水体整治应从水质改善转到生态恢复的路线上来。最近生态环境部提出,“十四五”期间,着力推动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要素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转变。
2015—2018年,合肥物质院余增亮研究员、冯慧云研究员在为住建部、人社部组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培训班、高级技术人员知识更新研讨班讲授“黑臭水体内源治理和生态修复”课程时,明确提出黑臭水体整治要增加生态恢复目标,学员们讨论最积极的就是生态恢复、提问最多的也是生态恢复,如:黑臭水体离生态恢复有多远?阈值在哪里?路线怎么走? 这无疑触及了黑臭水体整治的深层次科学问题和技术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深入地研究。这次老科协“黑臭水体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学术沙龙也将在这些问题上展开。
【主持人致辞】
【领导致辞】
邹士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首先,我代表老科协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中国科学院老科协、中国老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都对科学沙龙的举办非常重视,希望将科学沙龙办成老科协的品牌,让老科协工作者更好地发挥余热。在中国科学院的100多个研究所中,虽然我们合肥物质院老科协成立较晚,但我们发展速度却走在了前列。在中国科学院老科协的支持下,我们已经连续8年获得了院老科协的资助与支持。这次沙龙可谓高朋满座,我印象中,这应该是近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足以说明此次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岛上著名的科学家余增亮研究员,他不仅在科研上卓有成就,也非常擅长讲解。我相信今天上午的讲座一定是一个生动而富有启发的课程。最后,我衷心祝愿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更希望老科协的工作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高的成就。谢谢大家!
吴丽芳:各位领导、主持人,大家好!今天见到这么多老领导、师兄和前辈,感到非常开心。这也是我时隔许久再次聆听余老师的讲课,的确需要自我检讨一下。余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充满斗志与创新精神。可以说,我后来的很多工作成果都得益于当年作为学生时,余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言传身教。即便如今还在努力做一些事情,虽然不及余老师那般出色,但他始终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今天,我将全程认真聆听余老师和吴总关于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讲座,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也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共聚一堂。谢谢!
张 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主要嘉宾和相关单位的代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赵震声副理事长,以及来自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土壤与生态处的胡峰处长,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巢湖研究院主管王怡慧,安徽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与规划所所长吴楠,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李堃,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高工谢三桃,安徽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吴敬东,安徽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进,合肥物质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邹士平,安徽省政府参事、合肥物质院研究员江海河,合肥物质院智能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吴丽芳等多位领导与专家,本次会议及相关研究领域的青年科技代表和研究生等四十余人。
其他到场的同志们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所有到场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主旨报告】
余增亮:黑臭水体离生态修复有多远?
本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报告的背景;接着分析沉水植物消亡——水体生态系统崩溃的根源;第三,沉水植物生长影响因子:“营养”还是“光照”?第四,“光照说”是开启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的理论依据;第五,底泥洗脱—撬动黑臭水体生态自恢复的杠杆;第六,结论与展望。
一、背景
水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但世界上水资源并不丰富,大部分为咸水,淡水只占3%。而淡水中大部分为冰帽冰川(68.7%)和地下水(30.1%),地表液态淡水只占总水源的0.3%,且分布极不均匀。
2020.3.22联合国第二十八个“世界水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代表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水机制发表《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主题是“水与气候变化”。她表示,未来,水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将面临威胁。这是因为目前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增加了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她在当天发表致辞时指出:“21世纪,水将比石油更重要”。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4年作出的预测,今天听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
21世纪水资源短缺的风险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防治水环境污染、遏制水生态退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水资源短缺风险的共识。本世纪初,美国认为食品和淡水将成为未来新的科技热点,也会成为新的冲突爆发点。2007年,美国《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把“淡水科技”列为未来30年最值得关注的20项科技发展趋势之一。2020年,欧洲公布了《地平线欧洲》5份研究提案,提出未来7年将投资810亿欧元,涉及五大重点研究领域,其中健康的水域列为第四重点领域。为了遏制、预防和扭转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并有效恢复全球退化的生态系统,2019.3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3/284号决议,宣布2021年至2030年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为支持联合国十年倡议的实施,帮助实现倡议目标,各方需要确立生态系统恢复的共同愿景。
中国是世界上13个缺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颁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防治工程。从总体上看,我国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但有些地方成效并不稳固。“十四五”国家提出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要素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转变。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污染防治是以水质参数提升为目标,水污染防治工程都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现在,我们的“三水”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是以构建水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为目标,其着力点是恢复健康的水生态。
2016年我在贵阳“黑臭水体整治”培训班讲课时,这个问题就开始被广泛讨论。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哪一点“切入”能够启动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实现水生态系统在太阳能驱动下的自然恢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家关注,更是政府部门和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水是生命之源,如果人类无法获得干净的水源,生存将无从谈起。因此,修复被污染或退化的水生态系统,遏制其进一步恶化,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恢复生态多样性,确保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公众和决策者都在关心,生态修复的时间表在哪里?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投入巨资而看不到成效。这种疑问不只来自民众,在政府层面更关心。
这次召开由中国科学院老科协资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和合肥物质院老科协分会承办的“黑臭水体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学术沙龙,提供一个公平并包容的平台,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尤其是政府有关方面和水生态恢复工程设计单位等,都能以有意义的和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和融入进来,讨论黑臭水体生态修复中的人工修复和自然恢复的关系,集思广益,从中找到开启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的“密钥”、走出一条黑臭水体生态恢复的最佳路线,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水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
2.1 水体自净功能退化
20世纪50年代,城市水体清澈见底。人们在水边洗衣洗菜、下河游泳。许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厂,河水直接饮用或稍加处理即可饮用。那时也有污染,只是污染物没有现在复杂和量大,且多为无序排放,但能够达到和维持较好的水质,关键在于水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净功能。这种功能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生产者(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固定的能量维系着系统的稳定,发挥其各种各样的生态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同化、降解、吸收、转换相应的污染物。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流域空间受到挤压、水体自然属性减弱,生态功能退化,无法消纳日益增长的污染负荷。在洗衣机和抽水马桶使用不到两年时间内,昔日生机勃勃、给城市带来灵性和美感的河道,变成了重度富营养、浑浊不堪的黑臭水体。
2.2生产者类型与生态系统状态的关系
生产者是生态学名词,指的是能用简单的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的自养型生物。包括所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和一些化能合成细菌。生产者能利用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并把环境中的能量以生物化学能的形式第一次固定到生物有机体中。生产者制造的有机物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一切异养生物的食物源,是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成分。
水域生态与陆地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光线在水中的穿透深度与水的浊度有关。当水体浑浊营养丰富,浮游植物(藻类)成为优势种,生态系统处于藻型浊水稳态;如果水体连藻类也不能生长,系统以细菌为基础的腐殖食物链和以有机碎屑为起点的碎屑食物链,生态系统呈菌型(或泥沙型)浊水稳态。当水体清澈,其真光层深度大于水深,沉水植物(指植物体全部位于水层下面生存的大型水生植物)即可生长,水生态处于草型清水稳态。还有一类植物,诸如其根营固于底泥其茎叶浮在水面或挺于水上的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因其可阻挡和减小风浪扰动使悬移质沉降,并通过与其共生的生物群落净化水质。但这类水生植物主要吸收底泥中营养盐,即把底泥中的营养盐转移到表层,其生态系统即可呈现浊水稳态也可呈现清水稳态。对城市建成区水体,周边百姓不用仪器检测即可判断:浊水稳态水体大体上都会呈现黑臭现象。
2.3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
营固于底泥的沉水植物的根有时并不发达或退化,植物体的各部分都可吸收水分和养料,通气组织特别发达,有利于在水中进行气体交换。沉水植物吸收水体中的养分,抑制底泥悬浮物质再悬浮,使水体清澈。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对生态系统健康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即在时间上具有维持其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力这样一种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相反,当自然条件或人为因素使水体浑浊、真光层深度变浅,沉水植物接收的光照使其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质不足以补偿呼吸作用的消耗而逐渐消亡,水生态系统最终从草型清水稳态跳转为藻型或菌型浊水稳态。这使人回忆起美国佛罗里达州Apopka湖的例子,1947年的一场飓风毁坏了湖中的水生植物,水体浑浊、水质恶化。这个例子直接证明了沉水植物退化或消亡是水生态系统灾变或退化的根源。
三、影响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因子
3.1 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是黑臭水体生态修复的标志
不难想象,要使城市黑臭水体恢复到昔日的清水状态,其标志是生态系统主要成分——水生植物,特别是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沉水植物可提高水体透明度,而透明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沉水植物的生长。沉水植物不仅为生态系统提供更高的初级生产力,增加水中溶氧,还能为浮游动物、鱼类、两栖和底栖动物、鸟类等提供多样的食物和生存环境,是维持水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基石。一定覆盖度的沉水植物群落的形成,直接影响水文及沉积动态,抑制沉积物再悬浮;同时吸收水体和沉积层营养盐,释放化感物质,抑制浮游植物的生长。这些正反馈作用使得生态系统向透明度增加的草型清水稳态发展,水质提升,同时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创造条件促进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是黑臭水体生态恢复的必经之路。
3.2 影响沉水植物消长的主要因子
影响植物生长的因素主要有光照、无机环境(空气、水分、温度、养分、土壤等)和生物因素。与陆生植物不同,沉水植物整个植株浸没在水中。由于水的热容量大,温度不会剧烈变化;而敞开的水面对气体交换也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影响沉水植物消长的因素主要在于光照、营养以及生物(藻类)竞争等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有不同观点,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这为黑臭水体生态恢复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 “营养说”
由于黑臭水体大都是富营养化水体,“营养说”比较流行。其基本观点是:当水体营养盐浓度超过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时,以沉水植物为主的草型生态系统将崩溃而转换为藻型生态系统;反之,要使藻型生态转换为草型生态系统,首先需要恢复水生植物。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藻型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反弹和延迟特性,营养盐浓度需要降低很多——降至远低于草型生态系统转换为藻型生态系统的营养盐浓度,即富营养水体恢复沉水植物生长的阈值是:
营养盐浓度 << 草型清水稳态灾变前的水平(1)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研究表明,氮磷浓度分别在16mg/L和0.78mg/L以下对我国常见的三种沉水植物——马来眼子菜、苦草和黑藻没有明显的急性逆境胁迫作用,而过去五年多作者参与调查和整治的城市黑臭水体,其氮磷浓度一般都没有这样高。
大多数研究认为,营养盐浓度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光线在水中的衰减而引起的。其一,营养盐浓度的增加导致水体透明度下降,致使沉水植物光合作用不足而退化或消失;其二,随着水体营养盐浓度的增加,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与浮游藻类相比,沉水植物没有竞争优势。浮游藻类叶绿素含量高,又由于其处于沉水植物冠层上方,能够得到充足的光照,在低光条件下其对光能的利用的能力是沉水植物的若干倍,而处于其下方的沉水植物光照不足是常态;其三,生长在沉水植物表面的附着藻类吸收了被它附着的叶片上大部分的光合有效辐射,使得沉水植物光合作用效率进一步下降。
尽管现有研究已能证明藻类对沉水植物存在显著的光抑制作用,但是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光抑制会导致沉水植物的死亡。研究认为,附着藻类对沉水植物的光抑制只有在光照成为限制因子时才体现出来,在光饱和水体中这种光抑制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大部分沉水植物进入夏季以后生物量大多集中在水面附近,所以附着藻类对沉水植物叶片的光抑制作用可能只在沉水植物萌发的早期阶段才起作用。另一方面,藻类对沉水植物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些沉水植物能向水体释放化感物质,通过抑制藻类光系统II中电子受体与电子供体之间的电子传递过程和固碳反应,抑制藻类的生长;或者通过对光和营养盐的竞争,导致浮游植物生物量下降。例如,苦草在中低营养盐浓度下(TN=0.4-2.5mg/L)促进附着藻类而抑制浮游藻类生长;在较高营养盐浓度下(TN=4.5-6.5mg/L)对附着藻类产生极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营养盐浓度的增加而增强。
3.2.2 “光照说”
光照是生态系统结构中最主要的控制因素,在水生态系统中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水生态与陆地生态不同:光线在水中的传播与分布受制于水及水中各组成物质的吸收和散射。首先,水分子对红外光谱有强烈的吸收,总悬浮颗粒物(TSS) 和有色可溶性有机质(CDOM)对可见光的蓝、绿光有较强吸收,浮游植物的叶绿素在440 nm和670 nm 波段附近具有光吸收特征。因此,源自太阳的光能在水中迅速衰减,加之光能在空气与水体界面的损失(10%左右),以及间接因素(如营养盐、沉积物、水动力学等)的影响,光照不足的现象在水生态系统中最易发生,成为沉水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研究表明,当水下某深度处的光照强度仅为水面的1%时,此处的水生植物或浮游植物都难以维持净光合作用而不能生长;某一深度处光强小于水面5%时,部分种类的营养繁殖体的萌发将会受阻。为适应低光环境,沉水植物会改变其生理形态来增加获取光能的机会,包括植株分枝格局、叶片形状、叶片厚度、节间距的长度等,形成植物“觅食行为”。另外,光照对沉水植物的生长代谢活动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水下光强的急剧降低会给沉水植物带来一系列生理压力,包括:植物生长率降低,体内含氮量升高,糖和酚类化合物的含量降低,根际区的微生物中碳的分布受到限制等。
人们把水下某一深度处的光照强度减弱到使水生植物或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生产的有机物质仅能补偿其自身呼吸作用的消耗,即光合作用生产与呼吸作用消耗有机质平衡的水层深度,定义为真光层深度或光补偿深度。一般认为,这一深度处的光照强度约为水面的1%。真光层深度是判断沉水植物能否生长的临界深度。只有真光层深度大于或等于实际水深,即真光层深度 ≥ 水深 (2)时,沉水植物才能正常萌发和生长。如太湖真光层深度最小的区域位于湖中心和西南水域,平均为1.1m,其次为梅梁湾、五里湖和贡湖湾北部,平均为1.4m,最大值在东太湖和胥口湾,平均大于2m。这样的分布格局完全与水生植物分布相一致,也与水体悬浮物浓度即透明度分布一致,说明太湖水生植物分布严格地受真光层深度的控制。
真光层深度与透明度呈显著线性相关,通常约为水体透明度的1.5倍或光照强度约为表面光强1% 处的水深。在高透明度的条件下,真光层深度数值约为平均透明度2倍。
四、“光照说”是开启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的理论依据
从上述分析可知,要恢复黑臭水体沉水植物生长,“营养说”要走的路线是“控污”,即降低水体营养盐浓度;“光照说”要走的路线是“清水”,即提高水体透明度或真光层深度。
4.1 “控污”
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判据(1),即满足沉水植物生长的营养盐浓度远低于草型清水稳态水体灾变前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一方面,通过截污纳管、污水处理和海绵城市建设,降低排放污水和雨水径流中的颗粒态营养盐浓度是可行的,但现状污水处理工艺削减可溶性营养盐浓度,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即使真的能做到不让一滴污水进入水体,判据(1)也很难实现。以长江下游某一半封闭型黑臭水体为例,整治后的水质恢复到地表III类水的水平(总氮1.0 mg/L、总磷0.05 mg/L)。该水体水深1.5 m,地质及驳岸防漏等级优良,年渗漏损失水量占总水量的5%~10%,取平均其渗漏水量损失为112.5 mm。该地多年平均蒸发量1124.4 mm、降水量950 mm,水量交换仅考虑蒸发渗漏、降水及补水,则
补水量 =(蒸发量+渗漏量)- 降水量 = 286.9 mm。
假如补水为长江水,氮、磷平均浓度约为1.5和0.1mg/L。不考虑系统的氮磷循环,仅考虑补水携带的氮磷和大气沉降等结构性污染,该水体年污染通量如表1。
表1 该水体年受纳的结构性污染通量及氮磷浓度增量
* 大气沉降污染通量仅考虑其中溶于水的15%氮磷份额。
静态计算可知,该水体一年后总氮、总磷浓度分别升至1.71和0.1mg/L。两年后氮磷升至2.42和1.5mg/L、三年后升至3.13和0.2mg/L……。可见,无论外源污染控制得多么彻底,也不考虑底泥的营养释放,整治后的水体将很快恢复富营养化状态,黑臭现象反弹是大概率事件。
综上所述,从“营养说”出发、通过“控污”降低水体营养盐浓度促进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是一条既不经济,又很漫长的路线。40多年前欧美科学家采用此法随水质逐渐改善逐步扩展沉水植被,通常需要5~15年。今天,随着气候变化,这个时间还得延长。
4.2 “清水”
对于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判据(2),即真光层深度大于水深是有可能达到的。真光层深度(光补偿深度)反映的是太阳光线在水中的穿透深度,而太阳辐射在水下的传输和分布主要受4种物质的影响,即非生物悬浮颗粒物、浮游植物、可溶性有机质和纯水。其中,非生物悬浮颗粒物为主要影响因素,在太湖差不多占比为80%。
水体非生物悬浮颗粒物一部分源于外源输入。如农田或城市雨水径流中的悬浮颗粒物,通过生态沟技术或采用海绵城市建设一些措施,大部分可被截留。生活污水中的悬浮颗粒物通过集中处理,只要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准,其悬浮颗粒物浓度(SS)控制在10mg/L以下,则透明度大约为90cm,相当于真光层深度为1.35m。只要沉水植物冠层伸长在1.35m补偿深度以内,判据(2)即可满足。
实际上,对于浅水型水体,泥/水界面强烈的物质交换是非生物悬浮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如风浪和水流的摩擦,鱼儿追逐食物,底栖动物的蠕动和沉积层有机质发酵产气等过程,都能引起泥/水界面扰动而使悬浮颗粒再起悬,影响水体透明度。目前,底泥处置方法大致可分为“挖”(清淤)、“盖”(覆盖)和“钝化”三种。这些方法对控制水体底泥污染都有一定的作用,但“钝化”一般要使用化学药剂,对天然水体可能存在生态风险;“盖”一般要求覆盖厚度至少在30 cm以上,这会减少水体的有效容量,对浅水型水体不宜使用;而环保清淤除了工程量大且需要大的堆场外,疏挖增加的水深使得判据(2)更加难以满足。
因此,从源头上解决水体的“清水”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路径。不难想象,如果创建某种方法,只把表层底泥中可悬浮颗粒物转移出水,构建稳定的泥/水界面,就有可能提高水体透明度,满足沉水植物自然生长的光照条件。可见,依据“光照说”的“清水”,可能是促进黑臭水体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开启水生态自恢复过程的“密钥”。
五、底泥洗脱——开启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恢复的“密钥”
5.1底泥洗脱助推黑臭水体生态自然恢复现象的发现
2010年,冯慧云等研究生小组在研究污水处理厂污泥减量化中发现,水洗污泥可把污泥中大部分细颗粒与粗颗粒分开。如烧杯中的污泥用自来水淘洗(搅拌),细颗粒随洗脱水转移出去,粗颗粒原位沉降形成稳定的泥/水界面,则上覆水可很快澄清。这给我们重要启示:如果把天然水体表层底泥原位淘洗,能否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将本单位2×8 m2的储水池一分为二,分别做实验池和对照池。用合肥市污染最严重的南淝河底泥铺底20 cm,上覆水从附近水塘泵入,水深1 m。两个水池初始总氮4.764mg/L、总磷0.548mg/L、透明度20cm,属于重度富营养化水体。实验池的底泥采用气体射流淘洗,洗脱水经沙滤回流实验池。16天后实验池清澈见底,三个月后沉水植物自然生长;一年后沉水植被覆盖率达到100%,实现了从藻型浊水稳态向草型清水稳态转换。五年后实验池仍维持草型清水稳态,叶绿素a为7 μg /L,总氮1 .36 mg/ L、总磷0 .04 mg/ L;而对照池叶绿素a高达155 μg/ L,仍处于藻型浊水状态。作者把这个过程命名为底泥洗脱生态修复过程。
5.2 池州百荷公园底泥洗脱——开启黑臭水体生态自恢复的“密钥”
底泥洗脱技术几乎在实验池水清澈见底、沉水植物自然生长的同时,立即投入了池州百荷公园黑臭水体底泥洗脱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其难点是设计研制水上可移动的底泥洗脱装置。作者根据想象设计了一座水上可移动底泥洗脱平台:一个敞口箱体倒扣在水底,由弹簧绳悬挂在平台的一端。箱体在行进方向由两块滑泥板支撑;箱内利用水射流分散泥面颗粒物,并在上覆水形成箱壁约束的湍流。颗粒物在上覆水湍流中进一步分散开来,形成重力方向上的粒度梯度分布,洗净的粗颗粒泥沙原位沉降覆盖泥面,构建稳定的泥/水界面;细颗粒物由安装在箱顶的污水泵随洗脱水泵入水上平台的污/水分离槽分离;分离后清水还湖,污泥上岸干化利用。
百荷公园位于安徽池州市中心,素以“百牙荷风”闻名,是古池州十景之一。公园水面7.5万m2,水深1.2-1.9 m,平均深约1.5 m。从2006年起,公园水体呈现富营养化状态,夏季有蓝藻水华出现;2009年以后,水质为劣V类,常年发生水华并伴有恶臭。
池州市政府一直把百荷公园水污染防治列入“生态立市”的重点内容,曾尝试自来水补水、清淤、生石灰和/或硫酸铜除藻等,均不能消除黑臭。2012年,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与安徽雷克环境科技公司联合,首次把底泥洗脱促进沉水植被形成、实现生态转型的理念引入百荷公园治理。底泥洗脱平台8月中旬在南小湖下水调试,边试边改,很快达到预期的效果:透明度渐渐提高。两个月后水深<1.2 m的浅水区清澈见底,可见沉水植物萌发生长。到春天沉水植被覆盖度已达40%。2013年2-6月洗脱平台转移到北大湖,秋季沉水植被覆盖度达到20%。至此,百荷公园水体整体上实现了从藻型浊水态向草型清水态转变。市环境监测站取水检测,主要水质指标由劣V类提升到III类。2013年10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用2.5min报道池州“生态立市”,其中三分之二的镜头在百荷公园拍摄。
5.3 创建多种底泥洗脱平台消除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排洪河黑臭
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四大候鸟迁徙通道之一,也是候鸟和留鸟重要栖息地,每年吸引国内外鸟类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前来研究和观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园区水体受到严重污染,特别是穿园而过的两条市政排洪河——北沟和小薄荷寨沟夏季蓝藻泛滥、黑臭现象严重。
受国家湿地办委托,作者团队2014.12-2015.7七上北戴河,摸清河道结构、排查污染来源、取水取泥分析,分段制定底泥洗脱方案。因地制宜设计加工了三套适应不同河段结构的底泥洗脱装置。为不妨碍鸟类栖息,所有装置不带发电机而由岸边临时布设的配电桩供电。洗脱水直接喷向两岸50m以外的林地,经林下地被植物过滤后清水返流河道。装置6月1日下河运行,8天后先行洗刷的河段水体变清,可观察到沉水植物萌发生长。两条河道底泥洗脱历时25天,感官和景观效果有较大提升,确保了7、8两个月对外开放时水体较清澈,无藻华、无黑臭现象发生。
值得提出的是,施工第11天遇一场暴雨,市政排洪涌入大量漂浮物。为此,在河道入园处构筑了石笼;工程完工后的第四天又一场暴雨冲倒石笼。尽管如此,第三方于第二场暴雨19小时后取样检测:总氮、总磷和底泥中的有机质去除率分别达到64.8%、78.8%和80.9%。一年后,沉水植被占水面约20%;总氮、总磷和底泥中的有机质又下降了54.3%、93 .6%和71 .8%,说明沉水植被的形成使河水自我净化能力提高。
5.4 底泥洗脱促北京凉水河生态恢复,多次获奖
凉水河干流发源于石景山区首钢污水处理厂尾渠,流经海淀、西城、丰台、大兴、朝阳、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通州区汇入北运河,全长68 km,是城南最大的排水动脉。这条开凿于隋代的河流曾对城南水路运输、排水、灌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呈现严重度臭现象,周边生活和工作的市民不胜其烦。
2014年,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开始凉水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一期工程于2015年6月完工,总投资为3.87亿元。主要工程包括:清淤、生态护岸和除臭工程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16年4月,北京市水务局有关领导考察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排洪河底泥洗脱工程。不久,邀请作者走河调查。作者提出底泥洗脱促进沉水植物恢复性生长的方案。同时提出由雷克公司调北戴河底泥洗脱平台立即开展试验,取得数据,为全面开展凉水河污染河段治理做好准备。2016年7月中旬,南四环桥上游200 m试验段完工,水体透明度提高,沉水植物恢复生长,水质明显改善。
凉水河底泥洗脱工程2017年从南四环至五环(旧宫段)、2018年从南五环到亦庄、2019年从亦庄到北运河等分三期进行。当年旧宫段尚有6万m3/ d污水直排,水色浑浊,底泥上泛,异味难闻。经过两个月奋战,该段上中下游全线清澈见底,可见沉水植物自然萌发。至此,不到一年的时间,旧宫段水生态从浊水状态转向草型清水稳态,大大提高了水体自我净化能力。2018.8.31北京市科委和水务局联合发文,在全市推广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凉水河管理处和安徽雷克公司完成的“基于底泥洗脱的内源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
2019年冬,凉水河下游12.5km重度黑臭河段底泥洗脱全部完工验收。全程清澈见底,苦草、黑藻、篦齿眼子菜等沉水植物生长茂盛,覆盖度达到70%。同时,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据2020年调查,新出现了7种鱼类、17种鸟类以及6种沉水植物新物种;2022年鱼类比2021年增加8种,新发现4种清洁指示物种:黑鳍鳈、宽鳍鱲、马口鱼、中华多刺鱼,吸引了被称为“水质状况监测鸟”的白鹭前来聚会。漫步凉水河畔,一眼望去碧波荡漾、水草摇曳,鱼翔浅底、水鸟飞鸣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为老百姓提供了水清气爽、休闲垂钓的亲水胜境。至此,凉水河生态系统组成要素完整性恢复,增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韧性、自组织能力和弹性(抗干扰能力)。如2019.9.9一场罕见雷暴雨使凉水河暴涨4m。5天后,洪水逐渐褪去,河段恢复草型清水稳态,只有挺水植物叶片上尚留下洪峰的痕迹,说明凉水河生态系统具有维持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力。2023.7.29“杜苏芮”台风在北京盘旋,累计降雨量达到250mm,至8月2日水位超过步行道,成为一条滚滚泥河。5天后洪水消退,至8月13日,凉水河水生态系统完整性恢复。
比较可见,凉水河2017年列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名单》,2021年就获“全国首批17个国家级河湖示范段”荣誉称号。2020年凉水河底泥洗脱生态修复工程获北京市水务科技进步一等奖, 2022年获水利部“大禹奖”。凉水河黑臭段治理完美地结合了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两种手段,找到了水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途径:我们只做了一项人工修复工程,就启动了水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沉水植被形成、生物多样性随之恢复,确保了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性,即在时间上具有维持其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力这样的功能。
5.5 全国主要底泥洗脱示范工程
自2012年承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一种提高水体透明度促进沉水植物自然生长的人工水生态修复方法以来,雷克公司先后在安徽、北京、上海、山东、河北、黑龙江、广东、深圳、海南与云南等省市实施三十余项底泥洗脱工程,均取得良好的生态修复效果。其中,水域面积7万-100万平方米的底泥洗脱工程见下表:
表 底泥洗脱面积7万-100万平方米水域所在省市
六、结论与展望
6.1结论
上述研究成果和工程案例很好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正确处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努力找到生态保护恢复的最佳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只做了一项人工修复,即底泥洗脱转移表层底泥中的细颗粒物。改善泥水界面生境、提高水体透明度是重力做功;促进沉水植物自然生长由太阳能驱动;提升水质、恢复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即在时间上具有维持其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力)是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用企业家的话说就是:(底泥洗脱)“唤醒了沉睡的生命”。从投入看,1m2泥面洗脱工程(包括此水域前期清淤挖走了休眠的沉水植物种子而需要重新栽种等)和三年的运维费用不超过80元,在一两年内换来了由太阳能驱动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恢复,其投入产出比怎么估算也不为过。
回顾过去,12年前刘永定研究员在公开场合中指出,底泥洗脱如实现工程化,对湖泊治理而言将是革命性的;6年前水利部太湖管理局陈和生研究员说,底泥洗脱是水污染治理领域颠覆性技术。这表明在复杂的水生态修复领域,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当今世界水生态保护恢复领域说它为第二,没有任何技术敢称第一。
6.2 展望
应当指出,我们找到的黑臭水体生态保护恢复最佳解决方案——底泥洗脱“清水”,其应用是有边界条件的:即目前所有工程应用水域都属于浅水型水体,一般水深不超过6m。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II-III类水质的亚深型(水深10—20m)饮用水源地面临生态退化、水华频发的局面。单位和我们团队自筹850万元,对此进行探索性研究,努力找到这类水体生态保护恢复的最佳解决方案,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
另外,底泥洗脱装备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够智能化。这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我个人认为,对于地表水污染治理,只要阳光普照,水生态保护恢复便能迎来曙光。
期待各位专家的点评与建议,特别是聚焦老百姓身边的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寻找亚深型湖库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恢复的最佳解决方案,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创造更多更好的亲水空间,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谢谢大家!
张 毅:刚才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底泥洗脱技术的发展和现状,已经有了一些成绩,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做了一些展望。下面我们请吴董事长做邀请汇报。
【邀请报告】
吴敬东:基于底泥洗脱的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案例简析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此向各位领导和专家汇报我们多年来在底泥洗脱技术和自主创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感谢协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今天主要汇报的是我们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工程治理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希望请教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团队成立于2009年,最初专注于技术产业化,后在余老师和冯老师的带领下,发明了底泥洗脱技术。这两项技术——蓝藻高效打捞技术和底泥洗脱技术共同构成了我们当前的技术体系。蓝藻打捞技术是一项解决表面污染的治标手段,而底泥洗脱技术则是针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手段,旨在通过改善水生生境,促进生态自我修复,依靠太阳能实现水体的持续净化和恢复。通过这些年来的工程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底泥洗脱技术在水生态修复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自“九五”期间以来,我国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经历了多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十三五”末期,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果,水体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强调了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的统筹治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到2035年我国的生态环境要实现根本好转,到2050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底泥洗脱技术如何在未来的生态修复浪潮中发挥作用,成为我们面对的重要机遇与挑战。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积累,并在众多专家的指导下,我们逐渐从技术研发转向行业标准的制定。在水环境治理中,外源污染控制已是常规手段,而内源治理则更加复杂。内源治理通常包括三大步骤:清淤、促进水质净化、种植沉水植物。底泥洗脱技术则将这三步合为一体,利用移除水体中的悬浮物质,快速提升水体透明度,从而促进底泥中休眠的植物种子自然萌发。如果底泥中没有足够的植物种子,我们可以通过播撒种子来促进生态恢复。目前,内源治理的方式多种多样,清淤、钝化、水质净化药剂投放等都是常见的手段,但实践证明,底泥洗脱技术是唯一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水体透明度、促进生态修复的技术。因此,这项技术在内源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重大意义。正如专家所评价的那样,底泥洗脱技术是一项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创新,它不仅具有创新性,还具备广泛的推广价值。
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在不影响城市功能和其他用途的前提下,我们如何有效处理90%以上的无机无害泥沙,避免劳民伤财,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我们希望通过新华社和其他渠道,推动此项技术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获得重视。例如,中国科学院官方媒体或相关部门的文件中提到生态恢复时,能够将我们的技术作为重要手段。今年,新华社安徽分社已将相关技术列入清单。安徽省也计划在未来两年策划新的项目,进一步推广这一技术。
接下来,我向大家汇报我们近期开展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在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中的两个进行底泥洗脱示范,并将逐步开展水质净化和沉水植物种植。这些项目尽管投资较大,但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还发现,一些湖泊目前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甚至污泥堆积严重,影响湖泊生态环境。以青龙湖为例,它处于草型清水向藻型浑水转化的末期。我们与珠江水科院联合在青龙湖设立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示范区,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期望能在未来使湖区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促使沉水植物自然恢复。在此示范区内,我们将传统的三步治理法简化为一步,通过底泥洗脱技术快速提高水体透明度,促进底泥中休眠的沉水植物种子萌发生长。目前的实验表明,这一创新手段已初显成效,示范区内的水体透明度提升至25厘米,相较于外围区域的15厘米有明显改善。此外,我们在实验段中投放了两台设备,一台是传统的絮凝沉淀设备,另一台是新研发的磁感沉淀设备。后者的处理效率是传统设备的三倍,能够在一天内处理4000至5000平方米的水域,显著提高了治理速度和效率。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我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利用这一高效技术为全国的水环境治理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
近期,我们研发了一种新设备,可将筛选后的污泥与干燥物质混合,制成黄豆大小的陶粒。这些陶粒能够用于土壤改良,特别适用于那些淤泥较深、粒径较小(平均在50微米左右)的地区。通过将这些陶粒撤回水体,能够有效改善水体底质,进一步优化污泥处理过程。关于齐鲁湖治理,我们刚从武汉回来,受洪湖管理局及中建三局的邀请,在洪湖建立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生态恢复示范区。洪湖管理局对我们提出的技术方案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在未来3至4个月内完成的生态恢复,使水草在明年春季生长旺盛,达到生态修复的目标。我们倡导的理念是“内外并重、泥水共享”,即水环境治理不仅关注水质,还要关注泥沙的状况。过去我们只是检测水质,但现在需要对泥沙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有机质含量及粒径分布,特别是30至4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许多悬浮物肉眼难以察觉,但它们是导致水体浑浊的重要原因。技术的核心是提高水体透明度,构建以无机大颗粒泥沙为主的覆盖层,满足沉水植物萌发的光照需求,改善水生态环境,促进水体自我修复。我们开发的设备可以分为两步操作。第一步是在水下60公分处通过物理扰动将有机和无机复合物分离,有机质悬浮于水体,而无机大颗粒迅速沉淀。第二步是将浑浊水抽至设备,通过絮凝剂处理,进一步分离细颗粒物。这项技术的创新点在于实现了河湖污染的精准治理与科学管理。业内研究表明,湖泊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比例通常仅占5%左右,但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微生物分解这些有机质会产生厌氧层,进而导致水体黑臭。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够精确清除这部分有机质及颗粒态营养盐,显著提升水质,减少黑臭现象,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我们的技术创新实现了污染物的有效移除与水体透明度的提升,不仅改善了水质,还为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以北京凉水河的实验为例,相关研究显示,通过系统化治理,可以显著提高水体的容纳能力。近期,我们计划发布多个团体标准,展示清淤与洗脱技术的对比,强调洗脱技术在透明度提升中的关键作用。目前尚未有清淤恢复水体生态的成功案例,清淤与生态恢复的目标往往相悖。日照泻湖的案例显示,治理前透明度仅为40,而实施后达到100,冬季水质显著改善。北京凉水河的生态覆盖率已达到80%,水质稳定在三类水标准,处理后的污水达标。透明度是我们关注的核心指标。因此,在治理过程中,需考虑透明度和底泥的高低,制定合理的种植策略。目前,国家尚未建立水体生境的标准。我们计划联合行业专家,开展针对水体生境的深入研究,填补行业空白。透明度是水质改善的公认指标,我们希望通过行业平台,向高层反馈我们的技术创新,助力全国生态恢复工作。未来,我们的技术也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解决全球水体污染的共同挑战。
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支持,让我们共同推进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张 毅:刚才余老师和吴董事长为我们带来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余老师主要讲解了污染水体整治的切入点在于“清水”,即提高水体透明度促进沉水植物自然生长,发明的底泥洗脱技术是开启黑臭水体生态系统自恢复的“密钥”,很好地诠释了总书记“努力找到水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而吴总则侧重于这些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取得的实际成果以及治理案例。两位专家的报告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技术原创性、广泛市场前景和应用潜力。在此,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两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沙龙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自由研讨阶段。我们希望借助沙龙的形式,集思广益,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进一步推动水生态恢复原理的延展、技术创新,以及创新技术的产业化,为研发工作提供新思路和创意。在此,我们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研讨方向,希望各位领导、专家能够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通过集体智慧,我们将为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宝贵的建议,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期盼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共同为我们未来的技术发展献计献策,助力水污染治理的创新与进步。
【讨论与交流】
鲍 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的船在作业时的处理效率如何?比如像巢湖这样的大型湖泊,如果应用你们的技术,大概需要多少船和多少时间来完成治理?我记得上初中时,在六安的大沙河,河水非常清澈,两岸居民直接用河水淘米,米淘好后就直接用河水煮饭。类似的,单靠清淤把泥挖出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能够在湖底铺上一层沙子,或许才能真正改善水质。否则,湖水很快又会恢复原状。此外,我们国家对水资源的需求极大,特别是一些湖泊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水深只有几米。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的五大湖平均水深却有两三百米,水质非常好,清澈透明,即使是最小的安大略湖,其面积也远大于我国的鄱阳湖。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深思。
余增亮:是的。我国平原湖泊大都属于浅水型湖泊,这种情况反而为底泥洗脱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雷克公司前期研制的底泥洗脱船每天洗脱面积约1000m2。如国家水上运动基地日照泻湖面积为1km2,用6艘底泥洗脱船运行半年很快就将透明度从40cm提高到100cm。最近研制的磁感沉淀设备底泥洗脱效率提高到4000至5000m2/d的水域。实际上,对于水域面积超过10km2的湖库,并不需要全湖进行底泥洗脱,在沿岸浅水区底泥洗脱形成一圈“水下森林”,阻断沿湖外源和抑制浅水区泥/水界面物质交换即可。您说的清淤不是个好办法,我也这样认为:别的不说,清淤破坏了底泥生态,增加的水深就很难满足‘真光层深度大于水深’的判据。因此,除非防洪和通航需要,一般不要轻言“生态清淤”。至于撒沙子的做法的确可以改善水质。但国内水体比较浅,底泥撒沙子覆盖一层减少了水容量也是个问题。
刘锦淮:首先,我非常赞同各位专家的意见,相关的技术和措施都非常清晰,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个人感觉,这些技术如果深入应用到一些特定的水体治理项目中,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例如在中国的很多浅水湖泊,如巢湖、太湖,甚至一些河流等,都可以大范围推广和应用。既然这是一个沙龙讨论,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当前的治理工作非常先进,效果也很突出,但我觉得在量化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针对黑臭水体的治理,我们在进行泥沙清理或水体修复时,应该更加明确这些措施带来的具体改善程度。目前的很多做法,比如将污染物清理后再还原水体,虽然理念很好,但还没有清楚展示出实际的恢复效果。此外,对于水生植物的生长条件,尤其是底栖植物在不同水环境中的适应性,也缺乏足够的量化研究。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些治理措施来营造一个生态健康的水环境,那么不仅要注重其外观和景观效果,还需要明确水体在恢复过程中的生态平衡。目前,我看到的治理工作大多集中在工程技术层面,确实做得很好,但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性和量化指标还不够明确。比如说,治理后的水质到底恢复到了什么程度?植物和水体生态系统的修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量化和验证。再者,治理效果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即便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能看到显著成效,但在5年、10年后的水体状况又会如何?这些数据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量化分析。我的建议是,未来在深入研究水体治理的科学原理时,应该更加注重量化指标的设定和跟踪。就像农业生产一样,我们不能只看见庄稼长得好,还要知道亩产的具体增幅是多少,以及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结果。通过加强这些量化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估技术的效果,并为水体治理提供更加精准的科学依据。
江海河:在湖泊治理的过程中,几位专家的意见非常有价值,余老师和吴总的深入探讨让我印象深刻。核心思想非常明确,尤其是两位专家在湖泊治理中的高度评价。这些年来,他们通过持之以恒的科研精神,结合工程与环境的实际需求,逐步推动了湖泊生态修复的进展,展现了真正的科学家精神。过去,湖泊治理往往侧重于蓝藻等表层问题,通过自动化船只进行打捞,但这一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蓝藻问题,因为蓝藻的种子依然存在于水底,甚至还可能从外部进入湖泊。因此,单纯依靠机械打捞并不能有效改善湖泊的微环境。正如余老师所指出的,微环境的改善是水质提升的关键。无论是湖泊底泥的成分,还是水质、气温等因素,都会影响蓝藻的生长环境。面对这些挑战,余老师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观点:不仅要通过工程手段清除悬浮物,还要充分利用水下植物的自净功能,从而让湖泊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这一理念已在多个典型案例中得到了验证,虽然治理面积并不大,但这些案例足以证明,湖泊浅水区的生态修复是可行的。当前,我们的挑战更多集中在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治理成本的控制上。虽然自动化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但如何通过有效的物理手段,如搅拌、悬浮物结合等,快速清除水体中的污染物,依然是我们重点研究的方向。正如余老师提到的,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在未来极大地提升治理效率,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科学机理。此外,余老师提出了通过物理手段改善水下环境的创新思路,例如利用LED灯为水下植物提供光源,帮助植物在较深的水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技术不仅能够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还可以有效提升水体的透明度,从而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的自循环能力。这种技术不仅限于浅水区,在深水区的应用也同样具有潜力。通过上述创新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湖泊治理的效率,不仅依靠传统的工程手段,更通过科学技术的突破,实现湖泊的长期可持续治理。
纪玉峰:在本次学术报告会中,我深刻体会到从不同角度思考水体治理的重要性。核心思想围绕着通过移除遮蔽阳光的物质,让阳光直射水底,激发植物自然发芽和生长,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相比于传统的挖泥方式,这种方法更加自然,也更具长期可持续性,体现了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结合。这一思路无疑是富有创意的,特别是它的核心目标——通过恢复自然光照,促进水下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更适用于浅水环境,对于更深层次的水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同时,我也思考了当前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从我们小时候的山清水秀,到如今的水体污染,实际上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水底的淤泥成分复杂,污染物积淀多年,单靠阳光和植物恢复,可能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认为未来的治理工作应在现有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更多技术手段,探索更简易且高效的治理方法,以应对沉积污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赵震声: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在实际应用中,草长高了是否意味着水体生态的改善?并不完全是这样。在我小时候,看到清澈见底的水体并不一定是满是水草的。因此,选择合适的水草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水草,不仅能快速利用阳光生长,还能覆盖水底进行净化,同时是否有可能改善底泥的土壤质量?换句话说,这种植物是否能吸收有害物质,进而改变土壤的性质?这样的植物应该是存在的,虽然不同植物的效率各有差异。有些植物确实可以将有毒重金属转化并吸收,这是它们作为植物赋予的能力,且这类赋予的效率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考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治理过程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操作。我们还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对底泥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这确实是个很有意义的探讨。今天的讨论让我感觉收获颇丰,尽管隔行如隔山,但跨领域的思考往往能带来新的启示。就像提到的雨后环境,确实是大气最干净的时候,这也是大气标定的重要时机。同样的,对于水环境的治理,台风过后也带来了明显变化。例如,前几天合肥台风“灿烂”过境后,环境情况显著改善。有人认为这是巧合,但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自然力量在治理环境中的作用呢?关于今天的报告,主持人和与会者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无论是从黑臭水体的治理,还是从余老师的生态方法来看,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它们是最优解,但从现有实例来看,它们的效果已经显著。在此过程中,海洋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余老师所说,只要有阳光照射,水体就能被治理好,这让我想到一些海洋植物的治理方式。某些弱光植物可以不依赖阳光生长,比如海洋中的微生物化学合成过程是否可以与淡水或浅水区域的植物治理相结合呢?这种互补的思路或许能够启发我们找到新的治理路径。尽管我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跨界的交流有时能够带来奇思妙想,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个领域的探索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结合各自的经验和见解,继续探讨和完善。
李 堃:听了余老师和吴总的报告,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体系应该算是比较早期接触到的。当时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就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精准施肥。我自己在肥西地区做了两年的实验,特别是在去除污染物的效率、机理,以及在工厂案例中的实际应用方面,都看到了不错的效果,包括他们在蓝藻、瓷土和土壤系统中的应用。我个人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被定义为生态环保领域的一种新质生产力。为什么我这么说?这里有几个理由。首先,余老师在报告中提到了污染水体离生态修复还有多远,但在他的报告中使用的是“退化水体”这个概念。实际上,污染水体和退化水体是不同的概念。污染水体更多地体现出人类对水体的主动破坏,而退化水体更多是一种人类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差别在实际的治理中非常关键。此外,这次沙龙中提到了水生态系统的灾变等内容,这让我想到,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环保治理策略的不断调整,我们在山水林田湖草等专项工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先导工程就是一种结合经济考量的技术体系,强调适当的人为措施与自然力量的结合,发挥自然自我修复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余老师提到的蓝藻磁捕系统以及底泥洗脱技术等措施,确实为生态修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此,我认为这些技术发展方向与当前的需求非常契合。至于我的建议,我认为余老师使用的“细颗粒的搬运工”这个说法可能还不够准确。我觉得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拓展,把它称为“元素转化器”会更合适。这是因为底泥中的元素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无法继续吸附污染物,但通过技术手段洗脱后,底泥的吸附能力得以恢复,重新为后续的污染物提供吸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释放污染的底泥变成了吸收污染的新资源,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元素和能量的循环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条件,尤其是为后续的时间尺度上的修复奠定了理论依据。我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进一步升华。具体来说,如何有效转移几十年的颗粒物?如何持续利用这些颗粒物来吸附营养物质?这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至关重要。营养物质从水体进入生态系统,修复后的水体透明度提升,植物得以生长,从而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静置生态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非常关键。因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1.如何进一步优化技术与生态修复的结合,特别是在不同的场景和深度下,不同的扶植条件需要不同的修复策略。2.我也同意领导提到的数据化和理论化,通过数据化手段更好地细化每个场景的修复进度,使领导层和设计院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应用。3.对近期和远期效果的对比展示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向群众和领导展示修复的成果和持续效果,这有助于提升信心和推动更广泛的应用。总的来说,这些技术和策略在未来的应用中都有很大的潜力。
胡峰:非常感谢这次沙龙邀请我们共同参与,刚才余老师和吴董事长都介绍了在黑臭水体治理中的技术实践与应用。听了这些报告后,我确实深受启发,一些技术在农业黑臭水体治理上具有创新性,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我们省的城市黑臭水体尚未完全消除,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至于农村的黑臭水体,面积也相当大,治理难度不小。我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土壤、地下水以及农村黑臭水体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今天有幸参加此次沙龙,特别感谢能够了解当前在黑臭水体治理中的一些前沿技术。刚才听了报告,我认为底泥洗脱技术在恢复水体生态功能方面,尤其是在大江大河及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上,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我们部门主要负责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因此我想强调城市与农村水体治理的差异。城市水体不仅受生物污染,还有工业污染、化工污染、重金属污染等。而农村水体的主要污染源则是生活污水、垃圾、畜禽粪污、秸秆堆放等,更多表现为氮、磷等元素的污染,即富营养化状态。因此,我认为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不能简单沿袭城市的治理模式,而是应根据农村水体的具体污染成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刚才余老师和吴董事长介绍的洗脱技术,对淤泥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有很好的效果,后期再种植水草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恢复效果。但我认为在此基础上,水体生态不仅仅依赖水生植物,还需要水生动物的参与。有些地区水草过度生长,甚至覆盖整个水面,导致阳光无法穿透水体,阻碍了水与大气的交换。这在皖北地区的部分水体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是水体缺乏水生动物,无法控制水草和藻类的过度生长。我们应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系统,包含水生动物、植物和藻类,以更好地恢复水体生态功能。此外,农村水体与城市水体的另一个差异是流动性。城市水体通常流动性较强,而农村水体大多为坑塘沟渠,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因此,在治理农村水体时,应该结合其特点,促进水体的流动。我曾看到一些村庄通过沟渠连通村庄内的各个坑塘,形成“流水不腐”的效果,这对增加水体溶解氧、促进水草生长等都有帮助。所以,我认为在治理过程中,不能仅仅依赖内源治理,还应从全链条的角度,结合截污控源等措施进行系统性治理。
我还与吴董事长聊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费用问题。现在各级政府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有限,要让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确实有难度。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思路——“谁治理,谁受益”,将一些农村水体视为农业资源。农村黑臭水体富含氮、磷等元素,这些不仅是污染物,同时也是很好的农业资源。通过治理和管理,老百姓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中获益,同时改善水体环境。例如,某些地区通过种植莲藕,不仅能吸收水体中的氮磷,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甚至超过种植粮食的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水体治理和管理中。类似地,放养适合的鱼类不仅有助于净化水体,还能为农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因此,我建议研究不同水体条件下,适合种植和放养的水生植物和鱼类。总之,底泥洗脱技术确实很好,但我们不能只专注于这一方面。如果外源污染问题没有解决,长期监管不到位,黑臭水体很容易反复。治理黑臭水体需要全方位、多链条的治理思路,同时应结合农业增收的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和农民的积极性。
殷高方:我想谈一下我的个人想法。我们应该算是生态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从业者,听完余老师的分享,我感到有很多内容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余老师提到的技术,我个人理解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新兴技术。其实现在的治理手段已经非常多,从截污、控源到生态修复和水生态调度,手段多样。但为什么我认为用余老师提出的技术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技术?因为从国家和企业的生态发展现状来看,以前我们采用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但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治标不治本的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虽然污染依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今,国家提出要解决水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治理黑臭水体上,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污染物的消减,到2030年基本实现水体自我修复的目标。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资源一定是通过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来实现水体的良性循环。而余老师提到的沉水植物养殖技术,正是通过利用这些植物来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从而吸附水中的氮磷,促使水体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点是如何量化这些技术的效果,是否适用于所有水体,以及何时、何地适合部署这些技术。我认为这与水质状况密切相关。正如胡处长提到的,不同的水体污染现状不同,有些可能涉及工业污染、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污染,在这些情况下,仅依靠生态恢复难以见效,必须配合控源等其他手段。吴总提到的关于水深、透明度、增光层、泥沙粒径等条件,确实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污染来源和水质本身的复杂性,是否影响了水体的生态修复潜力。国家目前正在推进量化体系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水生态环境健康的监测。以前,我们国家主要是通过水质指标来评价水体质量,但如今,为了进行生态健康监测和修复效果评价,还需要关注生境和水生生物等因素。近年来,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启动,以生物为核心的水生态质量评价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未来,生物多样性、水生植物和鱼类等指标将成为我们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参考。我同意刘老师提出的,治理效果如何评估、适不适合实施这一技术,应该基于前期诊断。如果水体已经具备自我循环的潜力,那可以引入生态修复技术;但如果水体仍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可能还需要结合其他方法,如挖掘淤泥、强化控源等措施。就像人体生病一样,病情严重时,不能只靠药物缓解。当身体逐渐康复时,才可以通过食疗等方式进行修复。同样,当水体的状况恢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可以依赖生态修复技术来持续改善水质和生态环境。
谢三桃:余老师主要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吴总则是通过深入实践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带来了更加生动的讲座。对于这个系统,我个人接触较早。余老师更多是从透明度、太阳光照等技术参数的原理性层面进行了阐述,而我个人认为,关于这项技术的基本原理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该技术的效率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将这些效果进行指标化、量化分析。我认为,微生态环境的分析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污染体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当循环不畅时,就会出现病症。同样,微生态环境中的污染沉积也会导致循环不通畅。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项技术,它可以有效去除沉积的污染物质,并促进内部微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这项技术不仅仅是改善了水体的透明度和透气性,还激活了植物的生长。正如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植物并非人工栽种,而是通过自然萌发和生长来恢复生态环境。这说明这项技术能够在自然条件下激发植物的生长潜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微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以便对这些效果进行量化。我们可以从这些实践案例中收集相关的数据和指标,从而进一步验证这项技术对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关于透明度的提升,虽然其中涉及太阳光照的影响,但这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我想强调的是,这项技术更多是改善了整个系统的生产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物理效果。由于时间有限,我仅针对这些复杂的方面提出一些讨论内容。正如余老师所说,我们在科技搬运工的角色中,需要不断反馈和改进。作为设计院的一员,我也致力于将合适的技术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中,并与科研团队保持紧密合作。
吴 楠:感谢余老师和吴总的发言。了解到底泥洗脱技术的效果显著,说明你们的技术确实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前瞻性,针对性也非常高,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意见。我个人的发言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拓展机会,收获颇丰。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基于个人浅见和目前工作中的一些心得。我们主要从事区域尺度上的生态规划和生态评价,目前为省厅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主要是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监测巢湖的蓝藻情况,包括引江济淮枢纽干线的蓝藻现象,以及一些农村地区的分布识别工作。基于这些工作,我们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宿州市进行水生态调查时,我们发现了水草疯长的问题。虽然水质本身不错,但水草的枯死如果不及时打捞,反而可能对水质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夏季某些断面出现溶解氧含量较低的情况,可能与枯死的水草有关,导致水质恶化。因此,结合今天余老师和吴总的报告及先进技术,我有一个思考:在长期的生态修复过程中,水草的枯死是否可能影响水体健康?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不再是纯自然的状态,是否还需要人工干预才能维持其健康?这个系统是否需要考虑包括底栖生物、浮游生物、鱼类等因素的整体构建,才能更好地恢复水生态系统?第二,我们在引江济淮输水干线的蓝藻遥感监测中发现,一些人工修建的三面光渠的蓝藻发生频率高于自然河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工渠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在适宜蓝藻生长的条件下更容易暴发蓝藻。我们考虑到是否可以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投放鲢鳙鱼类等措施来重建自然的生态系统。此外,排污口的整治已经较为完善,但初期雨水的收集、水资源调度、增加水流动性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考虑,尤其是在蓝藻易发河段增加监测设备,如架设高架无人机等,以便更好地监测气温、风速和水流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也希望您能参考这个建议。
张开胜:我简单说一下,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我这里也有一些补充。其实,水污染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净能力,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其他国家,如美国等没有像我们这么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这是因为它们的地广人稀,且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我们国家还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像合肥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巢湖的问题就是从源头开始,逐步累积到巢湖,导致蓝藻暴发等问题。现在国家在湖泊治理方面也非常重视,采取了山水林田湖的系统性生态建设。刚才吴总也提到生态治理的重要性,余老师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我记得巢湖管理局的领导两个月前还提到过这个技术,表示现在很关注,并认为之前可能没有重视到它的潜力。我个人认为,蓝藻打捞是必要的,因为污染物的源头来自人类活动,而它的归宿就是湖泊。如果这些污染物超出了湖泊的自净能力,就会导致黑臭水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通过比例信托等技术,人为干预将污染物提出来,能有效恢复湖泊的自净功能。比如我们曾考察过凉水河,那里的治理效果非常好。通过去除污染物,水生植物得以健康生长,吸收更多污染物。因此,蓝藻打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发展。最后,我有几点小建议:第一,成本控制非常关键。现在的清淤手段每方大约80块钱,如果你的技术成本过高,尽管效果好,也难以大规模推广。第二,巢湖现在有约4亿方的重污染底泥,其中3000万方是重点污染区域,如何保证尾水达标排放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吴董事长的技术应考虑在小范围内试用,不能一下子扩展到大范围。比如当前环巢湖的农村能源保障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小范围问题,不能只想着解决大问题,忽略小范围的应用。
张 毅:刚才各位专家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无疑,我们的底泥洗脱技术在治理方法中具有创新性,已经取得了不少实践经验和良好效果,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应用潜力。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底泥洗脱技术的基础和原理需要进一步深化,做到系统化、数据化和标准化,并且尽快制定行业标准,占据专利市场。其次,在底泥洗脱技术产业化的基础上,可以总结现有案例中的共性,进一步研发系统,探索生态系统中其他水质治理的相关性,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制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我们可以思考治理时间的优化,比如是否可以像租船一样灵活操作,定期到各个区域清洗,把污染物带走。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确保治理效果长期稳定。最后,关于我们技术的理论和雷克公司在宣传上的亮点,我认为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推广,迅速引起国内专家、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把这个技术推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这一技术的市场前景无疑非常核心和重要。
【总结与建议】
赵震声:今天的沙龙研讨会上,大家对黑臭水体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余老师几十年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的实际效益,尤其是一些典型案例非常值得我们赞赏。当然,技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如何优化与提升。今天各位专家的意见,不仅肯定了余老师的工作,还提出了关于扩大应用范围和深入研究机理的新可能性。沙龙除了我们合肥物质院的同志,还有省内多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这体现了大家对这个项目的重视。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就是为地方、为国家服务,而余老师的项目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做好了将造福社会。
我还特别注意到,今天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参会,这说明我们后继有人,虽然时间有限,年轻人没有机会发言,但他们一定受到了启发。我们老科协的沙龙既需要老同志参与讨论前沿工作,也需要年轻学子获得启示。
鲍 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的船在作业时的处理效率如何?比如像巢湖这样的大型湖泊,如果应用你们的技术,大概需要多少船和多少时间来完成治理?我记得上初中时,在六安的大沙河,河水非常清澈,两岸居民直接用河水淘米,米淘好后就直接用河水煮饭。类似的,单靠清淤把泥挖出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能够在湖底铺上一层沙子,或许才能真正改善水质。否则,湖水很快又会恢复原状。此外,我们国家对水资源的需求极大,特别是一些湖泊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水深只有几米。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的五大湖平均水深却有两三百米,水质非常好,清澈透明,即使是最小的安大略湖,其面积也远大于我国的鄱阳湖。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深思。
余增亮:是的。我国平原湖泊大都属于浅水型湖泊,这种情况反而为底泥洗脱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雷克公司前期研制的底泥洗脱船每天洗脱面积约1000m2。如国家水上运动基地日照泻湖面积为1km2,用6艘底泥洗脱船运行半年很快就将透明度从40cm提高到100cm。最近研制的磁感沉淀设备底泥洗脱效率提高到4000至5000m2/d的水域。实际上,对于水域面积超过10km2的湖库,并不需要全湖进行底泥洗脱,在沿岸浅水区底泥洗脱形成一圈“水下森林”,阻断沿湖外源和抑制浅水区泥/水界面物质交换即可。您说的清淤不是个好办法,我也这样认为:别的不说,清淤破坏了底泥生态,增加的水深就很难满足‘真光层深度大于水深’的判据。因此,除非防洪和通航需要,一般不要轻言“生态清淤”。至于撒沙子的做法的确可以改善水质。但国内水体比较浅,底泥撒沙子覆盖一层减少了水容量也是个问题。
刘锦淮:首先,我非常赞同各位专家的意见,相关的技术和措施都非常清晰,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个人感觉,这些技术如果深入应用到一些特定的水体治理项目中,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例如在中国的很多浅水湖泊,如巢湖、太湖,甚至一些河流等,都可以大范围推广和应用。既然这是一个沙龙讨论,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当前的治理工作非常先进,效果也很突出,但我觉得在量化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针对黑臭水体的治理,我们在进行泥沙清理或水体修复时,应该更加明确这些措施带来的具体改善程度。目前的很多做法,比如将污染物清理后再还原水体,虽然理念很好,但还没有清楚展示出实际的恢复效果。此外,对于水生植物的生长条件,尤其是底栖植物在不同水环境中的适应性,也缺乏足够的量化研究。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些治理措施来营造一个生态健康的水环境,那么不仅要注重其外观和景观效果,还需要明确水体在恢复过程中的生态平衡。目前,我看到的治理工作大多集中在工程技术层面,确实做得很好,但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性和量化指标还不够明确。比如说,治理后的水质到底恢复到了什么程度?植物和水体生态系统的修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量化和验证。再者,治理效果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即便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能看到显著成效,但在5年、10年后的水体状况又会如何?这些数据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量化分析。我的建议是,未来在深入研究水体治理的科学原理时,应该更加注重量化指标的设定和跟踪。就像农业生产一样,我们不能只看见庄稼长得好,还要知道亩产的具体增幅是多少,以及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结果。通过加强这些量化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估技术的效果,并为水体治理提供更加精准的科学依据。
江海河:在湖泊治理的过程中,几位专家的意见非常有价值,余老师和吴总的深入探讨让我印象深刻。核心思想非常明确,尤其是两位专家在湖泊治理中的高度评价。这些年来,他们通过持之以恒的科研精神,结合工程与环境的实际需求,逐步推动了湖泊生态修复的进展,展现了真正的科学家精神。过去,湖泊治理往往侧重于蓝藻等表层问题,通过自动化船只进行打捞,但这一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蓝藻问题,因为蓝藻的种子依然存在于水底,甚至还可能从外部进入湖泊。因此,单纯依靠机械打捞并不能有效改善湖泊的微环境。正如余老师所指出的,微环境的改善是水质提升的关键。无论是湖泊底泥的成分,还是水质、气温等因素,都会影响蓝藻的生长环境。面对这些挑战,余老师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观点:不仅要通过工程手段清除悬浮物,还要充分利用水下植物的自净功能,从而让湖泊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这一理念已在多个典型案例中得到了验证,虽然治理面积并不大,但这些案例足以证明,湖泊浅水区的生态修复是可行的。当前,我们的挑战更多集中在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治理成本的控制上。虽然自动化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但如何通过有效的物理手段,如搅拌、悬浮物结合等,快速清除水体中的污染物,依然是我们重点研究的方向。正如余老师提到的,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在未来极大地提升治理效率,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科学机理。此外,余老师提出了通过物理手段改善水下环境的创新思路,例如利用LED灯为水下植物提供光源,帮助植物在较深的水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技术不仅能够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还可以有效提升水体的透明度,从而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的自循环能力。这种技术不仅限于浅水区,在深水区的应用也同样具有潜力。通过上述创新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湖泊治理的效率,不仅依靠传统的工程手段,更通过科学技术的突破,实现湖泊的长期可持续治理。
纪玉峰:在本次学术报告会中,我深刻体会到从不同角度思考水体治理的重要性。核心思想围绕着通过移除遮蔽阳光的物质,让阳光直射水底,激发植物自然发芽和生长,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相比于传统的挖泥方式,这种方法更加自然,也更具长期可持续性,体现了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结合。这一思路无疑是富有创意的,特别是它的核心目标——通过恢复自然光照,促进水下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更适用于浅水环境,对于更深层次的水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同时,我也思考了当前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从我们小时候的山清水秀,到如今的水体污染,实际上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水底的淤泥成分复杂,污染物积淀多年,单靠阳光和植物恢复,可能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认为未来的治理工作应在现有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更多技术手段,探索更简易且高效的治理方法,以应对沉积污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赵震声: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在实际应用中,草长高了是否意味着水体生态的改善?并不完全是这样。在我小时候,看到清澈见底的水体并不一定是满是水草的。因此,选择合适的水草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水草,不仅能快速利用阳光生长,还能覆盖水底进行净化,同时是否有可能改善底泥的土壤质量?换句话说,这种植物是否能吸收有害物质,进而改变土壤的性质?这样的植物应该是存在的,虽然不同植物的效率各有差异。有些植物确实可以将有毒重金属转化并吸收,这是它们作为植物赋予的能力,且这类赋予的效率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考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治理过程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操作。我们还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对底泥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这确实是个很有意义的探讨。今天的讨论让我感觉收获颇丰,尽管隔行如隔山,但跨领域的思考往往能带来新的启示。就像提到的雨后环境,确实是大气最干净的时候,这也是大气标定的重要时机。同样的,对于水环境的治理,台风过后也带来了明显变化。例如,前几天合肥台风“灿烂”过境后,环境情况显著改善。有人认为这是巧合,但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自然力量在治理环境中的作用呢?关于今天的报告,主持人和与会者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无论是从黑臭水体的治理,还是从余老师的生态方法来看,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它们是最优解,但从现有实例来看,它们的效果已经显著。在此过程中,海洋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余老师所说,只要有阳光照射,水体就能被治理好,这让我想到一些海洋植物的治理方式。某些弱光植物可以不依赖阳光生长,比如海洋中的微生物化学合成过程是否可以与淡水或浅水区域的植物治理相结合呢?这种互补的思路或许能够启发我们找到新的治理路径。尽管我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跨界的交流有时能够带来奇思妙想,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个领域的探索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结合各自的经验和见解,继续探讨和完善。
李 堃:听了余老师和吴总的报告,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体系应该算是比较早期接触到的。当时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就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精准施肥。我自己在肥西地区做了两年的实验,特别是在去除污染物的效率、机理,以及在工厂案例中的实际应用方面,都看到了不错的效果,包括他们在蓝藻、瓷土和土壤系统中的应用。我个人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被定义为生态环保领域的一种新质生产力。为什么我这么说?这里有几个理由。首先,余老师在报告中提到了污染水体离生态修复还有多远,但在他的报告中使用的是“退化水体”这个概念。实际上,污染水体和退化水体是不同的概念。污染水体更多地体现出人类对水体的主动破坏,而退化水体更多是一种人类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差别在实际的治理中非常关键。此外,这次沙龙中提到了水生态系统的灾变等内容,这让我想到,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环保治理策略的不断调整,我们在山水林田湖草等专项工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先导工程就是一种结合经济考量的技术体系,强调适当的人为措施与自然力量的结合,发挥自然自我修复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余老师提到的蓝藻磁捕系统以及底泥洗脱技术等措施,确实为生态修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此,我认为这些技术发展方向与当前的需求非常契合。至于我的建议,我认为余老师使用的“细颗粒的搬运工”这个说法可能还不够准确。我觉得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拓展,把它称为“元素转化器”会更合适。这是因为底泥中的元素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无法继续吸附污染物,但通过技术手段洗脱后,底泥的吸附能力得以恢复,重新为后续的污染物提供吸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释放污染的底泥变成了吸收污染的新资源,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元素和能量的循环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条件,尤其是为后续的时间尺度上的修复奠定了理论依据。我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进一步升华。具体来说,如何有效转移几十年的颗粒物?如何持续利用这些颗粒物来吸附营养物质?这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至关重要。营养物质从水体进入生态系统,修复后的水体透明度提升,植物得以生长,从而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静置生态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非常关键。因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1.如何进一步优化技术与生态修复的结合,特别是在不同的场景和深度下,不同的扶植条件需要不同的修复策略。2.我也同意领导提到的数据化和理论化,通过数据化手段更好地细化每个场景的修复进度,使领导层和设计院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应用。3.对近期和远期效果的对比展示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向群众和领导展示修复的成果和持续效果,这有助于提升信心和推动更广泛的应用。总的来说,这些技术和策略在未来的应用中都有很大的潜力。
胡峰:非常感谢这次沙龙邀请我们共同参与,刚才余老师和吴董事长都介绍了在黑臭水体治理中的技术实践与应用。听了这些报告后,我确实深受启发,一些技术在农业黑臭水体治理上具有创新性,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我们省的城市黑臭水体尚未完全消除,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至于农村的黑臭水体,面积也相当大,治理难度不小。我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土壤、地下水以及农村黑臭水体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今天有幸参加此次沙龙,特别感谢能够了解当前在黑臭水体治理中的一些前沿技术。刚才听了报告,我认为底泥洗脱技术在恢复水体生态功能方面,尤其是在大江大河及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上,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我们部门主要负责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因此我想强调城市与农村水体治理的差异。城市水体不仅受生物污染,还有工业污染、化工污染、重金属污染等。而农村水体的主要污染源则是生活污水、垃圾、畜禽粪污、秸秆堆放等,更多表现为氮、磷等元素的污染,即富营养化状态。因此,我认为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不能简单沿袭城市的治理模式,而是应根据农村水体的具体污染成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刚才余老师和吴董事长介绍的洗脱技术,对淤泥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有很好的效果,后期再种植水草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恢复效果。但我认为在此基础上,水体生态不仅仅依赖水生植物,还需要水生动物的参与。有些地区水草过度生长,甚至覆盖整个水面,导致阳光无法穿透水体,阻碍了水与大气的交换。这在皖北地区的部分水体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是水体缺乏水生动物,无法控制水草和藻类的过度生长。我们应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系统,包含水生动物、植物和藻类,以更好地恢复水体生态功能。此外,农村水体与城市水体的另一个差异是流动性。城市水体通常流动性较强,而农村水体大多为坑塘沟渠,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因此,在治理农村水体时,应该结合其特点,促进水体的流动。我曾看到一些村庄通过沟渠连通村庄内的各个坑塘,形成“流水不腐”的效果,这对增加水体溶解氧、促进水草生长等都有帮助。所以,我认为在治理过程中,不能仅仅依赖内源治理,还应从全链条的角度,结合截污控源等措施进行系统性治理。
我还与吴董事长聊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费用问题。现在各级政府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有限,要让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确实有难度。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思路——“谁治理,谁受益”,将一些农村水体视为农业资源。农村黑臭水体富含氮、磷等元素,这些不仅是污染物,同时也是很好的农业资源。通过治理和管理,老百姓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中获益,同时改善水体环境。例如,某些地区通过种植莲藕,不仅能吸收水体中的氮磷,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甚至超过种植粮食的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水体治理和管理中。类似地,放养适合的鱼类不仅有助于净化水体,还能为农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因此,我建议研究不同水体条件下,适合种植和放养的水生植物和鱼类。总之,底泥洗脱技术确实很好,但我们不能只专注于这一方面。如果外源污染问题没有解决,长期监管不到位,黑臭水体很容易反复。治理黑臭水体需要全方位、多链条的治理思路,同时应结合农业增收的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和农民的积极性。
殷高方:我想谈一下我的个人想法。我们应该算是生态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从业者,听完余老师的分享,我感到有很多内容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余老师提到的技术,我个人理解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新兴技术。其实现在的治理手段已经非常多,从截污、控源到生态修复和水生态调度,手段多样。但为什么我认为用余老师提出的技术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技术?因为从国家和企业的生态发展现状来看,以前我们采用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但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治标不治本的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虽然污染依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今,国家提出要解决水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治理黑臭水体上,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污染物的消减,到2030年基本实现水体自我修复的目标。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资源一定是通过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来实现水体的良性循环。而余老师提到的沉水植物养殖技术,正是通过利用这些植物来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从而吸附水中的氮磷,促使水体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点是如何量化这些技术的效果,是否适用于所有水体,以及何时、何地适合部署这些技术。我认为这与水质状况密切相关。正如胡处长提到的,不同的水体污染现状不同,有些可能涉及工业污染、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污染,在这些情况下,仅依靠生态恢复难以见效,必须配合控源等其他手段。吴总提到的关于水深、透明度、增光层、泥沙粒径等条件,确实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污染来源和水质本身的复杂性,是否影响了水体的生态修复潜力。国家目前正在推进量化体系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水生态环境健康的监测。以前,我们国家主要是通过水质指标来评价水体质量,但如今,为了进行生态健康监测和修复效果评价,还需要关注生境和水生生物等因素。近年来,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启动,以生物为核心的水生态质量评价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未来,生物多样性、水生植物和鱼类等指标将成为我们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参考。我同意刘老师提出的,治理效果如何评估、适不适合实施这一技术,应该基于前期诊断。如果水体已经具备自我循环的潜力,那可以引入生态修复技术;但如果水体仍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可能还需要结合其他方法,如挖掘淤泥、强化控源等措施。就像人体生病一样,病情严重时,不能只靠药物缓解。当身体逐渐康复时,才可以通过食疗等方式进行修复。同样,当水体的状况恢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可以依赖生态修复技术来持续改善水质和生态环境。
谢三桃:余老师主要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吴总则是通过深入实践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带来了更加生动的讲座。对于这个系统,我个人接触较早。余老师更多是从透明度、太阳光照等技术参数的原理性层面进行了阐述,而我个人认为,关于这项技术的基本原理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该技术的效率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将这些效果进行指标化、量化分析。我认为,微生态环境的分析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污染体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当循环不畅时,就会出现病症。同样,微生态环境中的污染沉积也会导致循环不通畅。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项技术,它可以有效去除沉积的污染物质,并促进内部微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这项技术不仅仅是改善了水体的透明度和透气性,还激活了植物的生长。正如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植物并非人工栽种,而是通过自然萌发和生长来恢复生态环境。这说明这项技术能够在自然条件下激发植物的生长潜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微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以便对这些效果进行量化。我们可以从这些实践案例中收集相关的数据和指标,从而进一步验证这项技术对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关于透明度的提升,虽然其中涉及太阳光照的影响,但这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我想强调的是,这项技术更多是改善了整个系统的生产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物理效果。由于时间有限,我仅针对这些复杂的方面提出一些讨论内容。正如余老师所说,我们在科技搬运工的角色中,需要不断反馈和改进。作为设计院的一员,我也致力于将合适的技术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中,并与科研团队保持紧密合作。
吴 楠:感谢余老师和吴总的发言。了解到底泥洗脱技术的效果显著,说明你们的技术确实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前瞻性,针对性也非常高,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意见。我个人的发言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拓展机会,收获颇丰。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基于个人浅见和目前工作中的一些心得。我们主要从事区域尺度上的生态规划和生态评价,目前为省厅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主要是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监测巢湖的蓝藻情况,包括引江济淮枢纽干线的蓝藻现象,以及一些农村地区的分布识别工作。基于这些工作,我们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宿州市进行水生态调查时,我们发现了水草疯长的问题。虽然水质本身不错,但水草的枯死如果不及时打捞,反而可能对水质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夏季某些断面出现溶解氧含量较低的情况,可能与枯死的水草有关,导致水质恶化。因此,结合今天余老师和吴总的报告及先进技术,我有一个思考:在长期的生态修复过程中,水草的枯死是否可能影响水体健康?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不再是纯自然的状态,是否还需要人工干预才能维持其健康?这个系统是否需要考虑包括底栖生物、浮游生物、鱼类等因素的整体构建,才能更好地恢复水生态系统?第二,我们在引江济淮输水干线的蓝藻遥感监测中发现,一些人工修建的三面光渠的蓝藻发生频率高于自然河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工渠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在适宜蓝藻生长的条件下更容易暴发蓝藻。我们考虑到是否可以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投放鲢鳙鱼类等措施来重建自然的生态系统。此外,排污口的整治已经较为完善,但初期雨水的收集、水资源调度、增加水流动性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考虑,尤其是在蓝藻易发河段增加监测设备,如架设高架无人机等,以便更好地监测气温、风速和水流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也希望您能参考这个建议。
张开胜:我简单说一下,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我这里也有一些补充。其实,水污染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净能力,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其他国家,如美国等没有像我们这么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这是因为它们的地广人稀,且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我们国家还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像合肥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巢湖的问题就是从源头开始,逐步累积到巢湖,导致蓝藻暴发等问题。现在国家在湖泊治理方面也非常重视,采取了山水林田湖的系统性生态建设。刚才吴总也提到生态治理的重要性,余老师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我记得巢湖管理局的领导两个月前还提到过这个技术,表示现在很关注,并认为之前可能没有重视到它的潜力。我个人认为,蓝藻打捞是必要的,因为污染物的源头来自人类活动,而它的归宿就是湖泊。如果这些污染物超出了湖泊的自净能力,就会导致黑臭水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通过比例信托等技术,人为干预将污染物提出来,能有效恢复湖泊的自净功能。比如我们曾考察过凉水河,那里的治理效果非常好。通过去除污染物,水生植物得以健康生长,吸收更多污染物。因此,蓝藻打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发展。最后,我有几点小建议:第一,成本控制非常关键。现在的清淤手段每方大约80块钱,如果你的技术成本过高,尽管效果好,也难以大规模推广。第二,巢湖现在有约4亿方的重污染底泥,其中3000万方是重点污染区域,如何保证尾水达标排放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吴董事长的技术应考虑在小范围内试用,不能一下子扩展到大范围。比如当前环巢湖的农村能源保障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小范围问题,不能只想着解决大问题,忽略小范围的应用。
张 毅:刚才各位专家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无疑,我们的底泥洗脱技术在治理方法中具有创新性,已经取得了不少实践经验和良好效果,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应用潜力。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底泥洗脱技术的基础和原理需要进一步深化,做到系统化、数据化和标准化,并且尽快制定行业标准,占据专利市场。其次,在底泥洗脱技术产业化的基础上,可以总结现有案例中的共性,进一步研发系统,探索生态系统中其他水质治理的相关性,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制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我们可以思考治理时间的优化,比如是否可以像租船一样灵活操作,定期到各个区域清洗,把污染物带走。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确保治理效果长期稳定。最后,关于我们技术的理论和雷克公司在宣传上的亮点,我认为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推广,迅速引起国内专家、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把这个技术推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这一技术的市场前景无疑非常核心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