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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智慧火花

陈芳允(1916.4.3-2000.4.29)

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籍贯:浙江台州

院校:西南联合大学

成就: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陈芳允:“发挥大力协同精神,我们一定能超越他人”

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重要了。放卫星的工作,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的协同工作才能做成。就拿测控来说,我在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关于测控设备和建立观测站等问题(因为自己的工作在这一方面),但是还有重要的方面是如何计算卫星的轨道,如何控制卫星的运动等工作,如果没有天文和计算数学的人参加,则有了设备也没有用。进一步的创新工作更需要多个学科,从基础到技术的人都参加。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常感数理基础不够,也深感要没有大家的合作,就不会做出一些成绩。在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我还感到中国人的刻苦耐劳,为民族、为国家的精神在世界上是无可比拟,远胜于人的。记得在我们为建立测控站而四处奔走时,也正是“文革”十分紧张之时,火车上拥挤不堪,我和青年同志们一起,有时站着也谈工作,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但工作还是做好了。因此,我相信,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国防事业,还是民用设施,如果再有与“两弹一星”类似的大项目,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大力协同精神,我们一定能超越他人,圆满完成。 对于个人,我在“一二九”运动时,只是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受到同学的启发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解放前夕我从国外回国,就想方设法不为国民党效力。全中国解放以后,正是我的壮年时期,自然力求以所学的专业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学用结合,边学边用,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是我的志愿。在“两弹一星”中,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学校搬迁,自己又生过几次病,学习基础不够,影响到许多工作做得不够好,心中还有遗憾。“文革”期间我到了国防科委,没有受到冲击,只是开始时被下放到无线电厂劳动了一年,与工人同志关系相处非常融洽,并帮助他们解决了通信机生产等类似一些技术性问题。不像许多学校里的老师和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受批判,没有工作做,去扫厕所。我没有丧失这五六年为国家工作的机会,感到很是幸运,并且十分感谢部队的信任和支持!

个人经历

陈芳允兼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被聘任为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陈芳允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是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和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

相关科学成就

陈芳允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及电子和空间系统工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著有《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卫星测控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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