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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的现状与保育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老科协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动物学分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离退休办公室
举办时间:2018-09-25       【字号: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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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主持人致辞
主旨报告
邀请报告
讨论与交流
主要专家简介:
  1. 高家祥(主持人)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中科院老科协动物所分会理事长
  2. 蒋志刚(主旨报告)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国科大“保护生物学”首席教授、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动物行为学会理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科技委主任、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IUCN/SSC、DIVERSITA中国国家委员会成员。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野生动物生态学与管理学博士。长期致力于濒危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CITES物种非致危性判定等方面的研究。著有《自然保护野外研究技术》、《保护生物学原理》、《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与地理分布》等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历任Current Zoology、《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学报》、《生命世界》副主编,Biological Conservation、Wildlife Professional、Oryx和Arid Ecosystems和《生态学报》等刊物编委。
  3. 曾  岩(邀请报告) 高级工程师,2005年7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办公室,负责CITES公约履约科学事务,如濒危物种贸易科学咨询、物种评估以及标本鉴定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濒危动物种群遗传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4.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5. 丁  翠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昆虫生理学
  6. 王贵海 研究员,中科院原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分子生物学
  7. 龙庆成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蝗虫学
  8. 白彦霞 中科院动物所综合办公室主任
  9. 刘炳谦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动物所生态学
  10. 杨冠煌 研究员,原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1. 何凤琴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昆虫学
  12. 何远光 中科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长
  13. 龚富生 中科院动物所《昆虫学报》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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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依然活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前沿,时刻关注国内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动向。本次学术沙龙邀请濒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志刚研究员就濒危物种的现状及保育开展主旨报告,在介绍濒危物种及濒危程度量化标准的基础上,就我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情况、哺乳动物研究现状、物种保护的途径等方面进行概括性介绍,并以麋鹿的重引入为例,详细介绍麋鹿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价值,以及保护生物学意义;之后濒科委办公室曾岩博士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履约科学机构工作人员的角度,介绍了象、犀牛、穿山甲和蝠鲼等物种履约的进展,以及CITES公约当下的发展态势;最后各位与会专家就中华蜜蜂的保护、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公众保护观念的改变和科普宣传等方面开展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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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致辞】

 

高家祥: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本次学术沙龙邀请濒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志刚研究员就濒危物种的现状及保育作主旨报告,请濒科委办公室曾岩博士作濒危动植物保护的实践与思考的报告。请大家就报告的内容进行讨论。下面请蒋志刚研究员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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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蒋志刚:濒危物种的现状与保育

2016年8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最新的物种红色名录,将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EN”降到“易危VU”,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藏羚和雪豹的濒危等级也相继从“濒危EN”降到“近危NT”和“易危VU”。这些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公众、学者的热烈讨论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新华社甚至专门发表文章,对大熊猫降级事件进行解释。事实上,早在2015年5月22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已经将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下调至“易危”。IUCN采纳了中国的红色名录评估结果,说明中国对大熊猫这一举世瞩目的濒危物种的保护初见成效。

IUCN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物种生存委员会(SSC),开始编制和印刷《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后来随着评估物种的增加,印刷版逐步发展为网络版的《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期编制发布。IUCN/SSC研究制定了《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根据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等,评估其生存状况,确定其濒危等级。IUCN濒危物种等级标准分为“有评估数据”和“数据缺乏”两类,“有数据评估”中又分为“灭绝”、“野外灭绝”、“区域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等8个级别,从“无危”到“极危”,灭绝风险逐步上升,濒危等级逐步增加。濒危等级标准有5个指标,分别是种群下降、有限地理分布区、下降小种群、非常小或非常有限的种群、以及模型模拟等量化分析,根据这些指标的数量阈值,来评估物种的濒危等级。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组织专家对部分物种进行评估,先后出版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国植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但前期的这些评估,涉及的物种数有限。2013年在环保部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启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蒋志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的张雁云教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江建平和王跃招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张鹗研究员分别负责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淡水鱼类。项目组首先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在典型物种试评估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初评稿,通过多轮通讯评审,汇总评审意见,并对各个类群的评估等级进行修改,完成《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评审稿,并召开评审会,邀请相关专家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评审稿逐一审定,形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定稿,并呈送有关部门审定验收和发布。

评估信息来源有标本数据、文献数据和专家咨询。文献是评估的主要信息来源,我们全面收集了截止于2015年3月31日的新种、新记录种、物种分布、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信息;同时还实地查阅了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自然博物馆的标本信息;此外还咨询了包括IUCN红色名录工作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213位专家,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并校对了物种信息,包括物种分类、种群数量和趋势、野外生境状况、威胁因素、利用状况和保护现状等。

2015年完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共评估了中国4357种脊椎动物,包括673种哺乳类,1372种鸟类,461种爬行类,408种两栖类,1443种淡水鱼类。其中939种数据缺乏,1868种无危,596种近危,受威胁的物种共934种。在934种受威胁物种当中,易危459种,濒危289种,极度濒危186种。受威胁的原因分析中,过度利用、生境丧失和人类干扰是最主要的威胁因子。

这项工作的成果,于2015年5月22日,由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学院,以环境保护部2015年第32号公告的形式,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另一方面也在《生物多样性》期刊上发表了专辑,这本专辑成为《生物多样性》期刊最有影响力的专辑之一,国内外引用率都很高。

此外,我们对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进行编目,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完成了第一版和第二版,第一版中,我们收录了673种哺乳动物,第二版中我们删除了一些不存在的物种如倭岩羊,并增添了一些物种,主要是分布在藏南的一些物种,共收录了693种哺乳动物,使得我国的哺乳动物总数位列全球首位。2015年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后,2018年又对该红色名录等级进行了更新,哺乳动物的情况来看,最新的评估结果中,受威胁的物种占26%、近危21%,无危40%,数据缺乏12%,其中有多个物种已经区域灭绝、野外灭绝或功能性灭绝。部分中国特有的哺乳动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和IUCN红色名录的评估结果,由于评估信息的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如白鱀豚、长江江豚等;还有一些哺乳动物由于并非中国特有,所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和IUCN红色名录评估等级有所不同,如野马、赛加羚羊、麋鹿、蒙原羚、河狸等。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是迄今评估对象最广、信息最全、参与专家人数最多的一次红色名录评估,评估结果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项工作厘定了中国脊椎动物分类体系,确定了物种编目;发现了17种脊椎动物已经灭绝、野外灭绝或区域灭绝,中国脊椎动物灭绝风险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发现脊椎动物类群之间物种受威胁程度与分布格局差异明显;发现导致脊椎动物濒危灭绝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生境丧失和退化以及过度利用;发现一些新发现的、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开发利用强度高的物种,急需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调整保护级别。

了解动物的濒危等级和致危因素,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保护。物种保护有两条途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就地保护是在濒危物种原生的生境中建立保护地,通过对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保护,来达到物种保护的目的。IUCN将保护地的类型划分为多种,包括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物保护区类生境和物种、资源管理保护区,以及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等六类。

我国景观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开始于1956年的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相继建立了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矿山公园、水利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公园、沙漠公园、石漠公园 、天然林保护区、沙化土地封禁区、自然生态类旅游景区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截止2014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达到8100多处,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超过了全球平均的13%。其中有2669个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6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4.94%,这些保护地为保护我国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及重要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自然遗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国的二十多年来,由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成员工作的需要,我几乎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保护区,也承接了部分保护区的本底考察,先后出版了多部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并以保护地或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内容,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迁地保护,也叫异地保护,是指在濒危动物原生地生境之外,通过人工繁殖等手段来达到物种保护的目的。大熊猫、朱鹮和麋鹿都是异地保护非常成功的物种。大熊猫的人工繁殖成效显著,截止2015年底,我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422,成活率达88%,到2017年底,我国人工繁育大熊猫总数达到520只。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开始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试验。近十多年来,先后有7只大熊猫在五次放归中回归自然,追踪监测发现有5只存活,健康状况良好。

朱鹮也是一个标志性动物,朱鹮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是衡量生态环境是否良好的“指示鸟”。随着工业发展,生态环境变化,朱鹮数量越来越少。1930年,我国14个省份有朱鹮分布。1957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洋县采获2只标本;1958年,在甘肃省康县获得2只标本;1964年,在康县采到最后一只标本。1963年,苏联境内最后1只朱鹮在哈桑湖灭绝;1979年,朝鲜半岛内的朱鹮在板门店销声匿迹;2003年,随着日本境内最后一只朱鹮“阿金”的死亡,关于朱鹮的信息就此消失。1981年5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考察队在洋县姚家沟发现了7只朱鹮。引起全球的关注,朱鹮保护事业大幕从此拉开。2002年开始朱鹮的异地饲养,2007年实现朱鹮野化放归,2008年引入到浙江,2013年引入铜川,2014年引入河南,2014年引入四川,朱鹮在中国分布区不断扩大,目前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只,而且已经回归到日本和韩国。

另一个异地保护的成功例子是麋鹿,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总结了2008年到2013年全球濒危物种重新引入的案例,将重引入案例分为高度成功、成功和失败,麋鹿被作为高度成功的案例被全球保护生物学研究者所了解。麋鹿是重要的自然遗产和珍贵的文化遗产,麋鹿的复兴表明了濒危物种可从极小的种群恢复。从最初乌邦寺公园的18只麋鹿,到现在的五千多只麋鹿,表明麋鹿很好地度过了多个遗传瓶颈,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麋鹿的基因多样性有所增加。麋鹿的复兴更是民族复兴与文明新阶段的表征,麋鹿复兴是国内外合作的结果,麋鹿这个物种故事性很强,灭绝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现在正像我们的民族一样走向复兴,我们正计划将麋鹿推荐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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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曾岩:濒危物种保护实践中的思考

刚刚蒋老师做了个非常精彩的整体报告,我这个报告相当于补充介绍,我从1997年进入动物所工作,前10年做的是濒危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和行为学的基础研究,近10年开始在濒科委办公室从事公约履约的工作,过程中有很多的疑惑,也从老科学家身上获得了很多的知识。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过去20多年工作中对于濒危物种保护实践中的思考,希望得到各位老专家的指导。

CITES公约是履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的公约,经常有人认为这个公约是只是贸易性的公约,但公约文本里明确表示该公约的目的是保护地球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因为美丽物种繁多的动植物是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部分,那么如何进行物种保护呢?近几年一直能看到一个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不去买卖、不去贸易就真能保护动物吗?实际上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威胁很多,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包括过度利用、栖息地丧失、自然灾害和疾病、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污染。针对这些威胁,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保护体系,包括规范利用、打击非法贸易、增值放流等,也重视栖息地的保护,建立了诸多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栖息地,开展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等。进入新时代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其立法的根本目的从过去的“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转变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重发展和利用转变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所履行的CITES公约正是在国际层面上维护生物多样性平衡的关键性条约。

CITES公约的标志是一只大象,象一直是CITES公约最为关注的物种。非洲象的保护,在不同区域的情况不同,南部非洲的非洲象种群数量较多,盗猎的威胁不大,但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非洲象非法盗猎非常严重。就如何保护大象和监控象牙贸易方面,中国政府做了一个影响世界的决定,从2016年起,三年内我国禁止所有的象牙和象牙制品的进口,并从2016年底,停止了象牙的商业性加工和销售,通过这种方式,对全球的非洲象的保护作出贡献。

除大象外,犀牛也一直是CITES公约关注的物种,我国1993年将犀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删除,并全面禁止犀角贸易,表明了国家对于犀牛保护的决心。近年来我国诸多动物园开始从南非引入活体白犀,国际社会舆论不断,濒科委办公室于近期制订了《活体白犀合适和可接受目的地判定指南》,走在了世界各国活体白犀引入判定的前列。

去年以来穿山甲的保护也逐步成为关注的热点,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017年起,全球的八种穿山甲都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Ⅰ,野生来源的商业贸易完全禁止。去年CITES公约常委会上,附录Ⅰ生效前的库存穿山甲甲片,也被以投票的方式作为附录Ⅰ看待,穿山甲片的国际贸易完全被禁止。目前中国穿山甲的野外种群情况非常严峻,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政策出台,将面临灭绝的风险。

另一个例子是膨鱼鳃,是大型鱼类的鳃,可以用来煲汤或入药,相信北方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种商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在2013年CITES公约将前口蝠鲼列入公约附录后,在广州市场上调查时,第一次见到这种商品。我们在广州市场上采集了200多个膨鱼鳃样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手段鉴定到种,并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机器学习手段,对不同的膨鱼鳃商品进行区分,形成了“三步法”的鉴定手段,这个鉴定手段给渔政执法人员的执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濒危物种的保护,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如何做到可持续利用,保证当地人的生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物种保护有重要影响,这也是我们履约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内容。CITES公约越来越重视木材物种和海洋物种,也越来越重视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濒危动植物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重要议题。对于公约未来的履约,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在专家们的支持下,发现和填补知识的鸿沟,并想办法发挥我们的桥梁作用,将科学发现落实到保护实践当中,此外也要做好代际传承,将老一代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更好地传递下去,并做好科普工作,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物种保护的意义和进展。中华文明当中,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类似阴和阳的关系,处理得当,将能够达到平衡和协调发展,我们也将尽我们所能,更多地将中华文明和中国经验推广出去,更好地发挥其对全球物种保护的贡献。

老一辈科学家是我们工作的支撑,他们所做的一些基础工作,出版的动物志、名录和图鉴,为我们履约工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在此我非常感谢咱们的老先生们,希望老先生们能继续多多指导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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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交流】

 

杨冠煌:讲座内容很好,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报告里只提到了脊椎动物,昆虫并没有提,事实上很多昆虫也需要保护,比如蝴蝶和蜜蜂。特别是蜜蜂,目前意大利蜜蜂的引入,对我国原生的蜜蜂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希望能呼吁至少在保护区周边,不要引入意大利蜜蜂,给原生的中华蜜蜂等一些生存空间。原生蜜蜂种的消失,将对我们的植被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高家祥:关于意大利蜜蜂的事情,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还发了个文,鼓励意大利蜜蜂的养殖,事实上意大利蜜蜂是引入种,对我国原生的中华蜜蜂有致命的威胁,这一点的确需要引起注意。另外关于朱鹮的事情,我想说个小插曲,去年一个朱鹮的舞台剧,把发现朱鹮的第一人搞错了,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者,后来我们所毕业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把消息告知了研究所,所里领导很重视,专门为此事正名。刘荫增和动物研究所的调查队伍发现朱鹮,是在郭沫若院长的指示下进行的调研。鉴于刘荫增对朱鹮保护的重要贡献,老科协去年授予刘荫增先进个人称号,洋县授予了刘荫增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是刘荫增个人的光荣,也是动物所和中国科学院的光荣。应该以动物研究所的名义将这个事情的影响力扩大,除了大熊猫可以作为保护成效的例子外,朱鹮也应该加大宣传。鉴于中科院在大熊猫、朱鹮、金丝猴、扬子鳄等物种保护方面的突出成效,建议在陕西洋县举办一个学术沙龙或研讨会,以动物保护为主题。

王贵海:扬子鳄也是保护的成功案例,目前养殖非常成功。

高家祥:东北虎也是,东北虎现在养殖很多,但受国际公约管控,不让利用,所以养老虎的那些人特别苦恼。为什么扬子鳄可以利用,东北虎不行呢?

蒋志刚:扬子鳄的养殖在CITES公约注册了,只要符合公约人工繁殖的条件,在公约注册之后就允许合法的商业贸易。但目前扬子鳄的市场并不好,扬子鳄的皮薄,不如泰国湾鳄等的皮厚。目前中国履约压力越来越大,人工繁育动物除了满足科学上规定的子二代及以后之外,保护动物的利用,还需要考虑国际舆论。

王贵海:同仁堂的虎骨酒,由于虎骨不能用,找到了很好的替代品,即高原鼢鼠的“赛龙骨”,可以达到和虎骨酒近似的疗效。未来也可以鼓励替代品的研究。物种保护和利用是有一定矛盾的,在物种数量较少,处于濒危状态时,要尽可能保护,但一旦养殖成功,养殖数量较多,不会对野生种群造成威胁时,还是应鼓励利用,要协调好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

高家祥:应该努力提高我国在履约时的话语权,日本捕鲸,全世界都反对,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蒋志刚:我国在履约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盟国,每次投票都不占优势,欧盟有27票,我们只有1票。虽然国家加大了对非洲等国家的援助,但在履约谈判时,没有结成很好的盟国关系,对我们履约不利。

刘炳谦:动物的保护和利用是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过去野外经历多,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了很多食用和利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并以麻雀、原鸡、榛鸡、蒙原羚和大熊猫等物种为例介绍了过去的经验。提出要加大执法力度和科普宣传的力度,提高普通公众,尤其是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保护观念,加强资金监管,让保护的资金真正落到实处。

高家祥:国家的重大决策一定要慎重,应该增强濒科委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王贵海:两个报告都很好,我学习了很多东西。濒危物种保护工作,一直是科学院很重视的一项工作,也是国家非常重视的工作,动物所在物种保护方面做了很突出的贡献,应该继续重视。蒋志刚他们关于濒危物种和濒危物种标准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也有意义,能够为国家林业部门等主管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护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目前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说明物种保护事业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加大了保护的力度,设立了很多自然保护区,正在试点国家公园,这些都将对物种保护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目前普通公众的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要及时发现保护当中的问题,及时完善,比如刚才刘炳谦先生提出的执法和保护区建设等问题,都有待解决。现有的红色名录评估项目非常好,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除了宏观的保护政策和方针的制定外,对濒危和极度濒危的物种,应该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个案研究,比如大熊猫的研究很到位,对推动大熊猫的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江豚的研究也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效果并不好,因此要针对不同物种的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此外科普非常重要,现在国家和地方普遍重视科普,但做得还不够,应该更多地借助科学家的资源,更多地跟媒体合作,扩大普通公众对濒危物种保护的全面认识。我赞同高家祥同志的提议,在洋县举办一次学术沙龙,将学术和科普相结合,提高普通公众对濒危物种保护的认识。

何远光:感谢蒋老师和曾博士为我们老同志做了非常好的报告,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科普知识,也提高了我们保护濒危动物的职责和责任,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我们更应该走到保护或者保育野生动物的前列,做好各项工作;在队伍的组织上,可以联合其他研究所,在科研布局上有更好的建议;哺乳类的工作做得很好,可以作为其他类群的榜样,希望后续其他类群也有更好的研究。

白彦霞:动物所领导也非常重视老同志和老科协的工作,动物所老科协会一如既往把老科协的工作做好,希望在老一辈科学家很好的工作基础上,在他们奉献精神和科研精神的传承下,把科研工作和科普工作都做好,在动物保护、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等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未来我们会积极动员老同志们参加活动。

高家祥:谢谢各位的精彩讨论。此次活动的召开,非常感谢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也感谢王远的组织,感谢大家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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